梵蒂冈图书馆的中国伊斯兰教汉文典籍及收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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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平

2006年11月18日至12月17日，我应梵蒂冈教廷直属管辖的意大利罗马拉特伦大学的邀请，进行为时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和交流。作为访问学者，我在该大学和圣托玛斯·阿奎那大学做了两场有关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学术演讲，同时利用剩余时间除了访问罗马的名胜古迹以外，还到梵蒂冈图书馆查找有关资料。为此，我来到了意大利国中之国的梵蒂冈教皇城。当教皇城的工作人员在看了我的护照和罗马拉特伦大学证明我是宗教学教授的邀请信之后，要我填写一份表格，然后盖章，就这样经历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梵蒂冈就向我发了欧洲大陆最容易获得的“签证”。于是，我走进了世界上最小的国家但也是宗教、金融和政治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梵蒂冈教廷的世界。按照卫兵的指示，我来到了享有盛名的教廷图书馆——一幢古典又不失优雅的宏伟建筑。进入图书馆办公室之后，向有关人员说明我的专业及访问图书馆的目的，我被要求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当然在署名前要仔细阅读文件上的有关规定，然后由工作人员给我拍身份照，未几就获得了梵蒂冈图书馆颁发的临时阅览证。当然没有花费一分钱。凭此证，我可以在两个星期内免费阅读和使用教廷的图书馆的所藏图书和资料，并可以在允许的时间内自由出入教皇城。

梵蒂冈图书馆是教皇和教廷的图书馆，是根据教皇尼古拉斯五世的愿望在其1451年4月30日的诏令中“为学者们的使用和共同利益服务”宗旨而建立的。后来，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宣布重建并给予它法律的地位。据1475年6月15日的公牛诏令：它用于“为教会战斗性的庄重形象及帮助教会传播天主教信仰及各种教育学术和文献研究、向强烈追求真理和荣誉的学术学科提供支持的”目的。

在设馆之后的几个世纪中，梵蒂冈图书馆允许让著名学者使用馆藏图书。1883年8月18日，利奥十三世教皇在其“神圣服务备忘录”中将图书馆开放的条件放宽，因此，教廷的图书馆从那年起就向所有够资格的读者开放，同时也向读者们开放了梵蒂冈的藏有大批秘密档案的档案馆。

根据教皇若望·保罗二世2000年1月15日的讲话，梵蒂冈图书馆作为“一个知识机构与神圣教廷行使的教权和教仪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梵蒂冈图书馆是起源于古老历史的一个机构，虽然并非是罗马教廷和主教团建制的一个正式部分，但它向最高主教团、教廷和整个天主教会提供了有用和必要的服务；甚至从某种意义来说，它与枢机使徒教廷有着紧密的联系。根据这个精神，梵蒂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和行政管理是由图书馆自身的法律所统治”。1988年6月28日的主教团宪章的《教士美德》部分的条款186和条款190正是这样规定的。今天，梵蒂冈图书馆在向读者开放的条件上未设任何文化传统、社会背景和宗教信仰的限制，就像现任教皇本尼笃十六世于2007年6月25日所说的那样：教廷图书馆“已经成为迎接知识、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宫殿，它向全世界各国的学者——无论其出身、宗教和文化的差异——敞开大门”。

梵蒂冈图书馆是最高主教团不可让渡的财产，它是罗马教廷主权机构的一部分，并且提供咨询和磋商服务。它不是公共的法律机构。它是专用于语言学和历史学等学科的图书馆，它在神学、法学和科学等领域方面有大量历史资料的收藏。它是在对手稿、印书、钱币和徽章、印刷品和图表及地图绘制学资料研究基础上专门服务于科学研究的图书馆。

梵蒂冈图书馆的基本任务是保管图书和研究的机构，即尽可能小心翼翼地保管和维护好委托于图书馆收藏的文化珍品，因此，它向有资格的读者开放，一般是研究生水平以上的知识分子和学者专家。在使用图书馆之前，有比较严格的规定，比如签署保证遵守图书馆各项规定的协议书。在梵蒂冈图书馆《入馆须知》中，它申明图书馆直属教廷管辖，拥有自己的律法和政令，“无论入馆前或入馆后，图书馆都有挑选读者的绝对自由”；“读者必须遵循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指示，没有讨论的余地”。在进馆前不准携带任何会污损资料的东西以及照相机或摄像机等设备。进馆前，任何读者必须将自己的行李包和大衣等物品锁进图书馆为读者提供的存物箱。读者必须到指定的座位就读，每次借阅不能超过两种或手稿一种等限制规定。至于查阅档案和历史手稿，其手续和规定就更加严密，还得额外签署尊重版权及不得侵犯版权的保证书；规定事先预约及一次借阅不得超过两种材料的条件。所有梵蒂冈图书馆的书籍和资料不得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当然，图书馆内的服务态度和质量是无可挑剔的。工作人员的态度是非常友好和善，而且工作效率很高。你有什么困难，他们尽量想法帮助解决。除了饮食和复制，其他服务包括笔和纸都可以无偿提供。只要你愿意来馆阅读，在证件有效期内无论来多少次、借阅多少种，无论借阅的材料多么珍贵，都不收费。当然复印资料的价格却非常昂贵，A4纸大小的复印费每页要化10多个欧元左右。此外，图书馆设有小吃部，饮料和食品价格不算贵。最近几年来手提电脑逐渐普及，因此，读者经允许也可以携带手提电脑。由于梵蒂冈图书馆开放时间比较有限，只在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上午8：45开馆，下午5：15闭馆，并且在每年7月14日至9月17日期间不开放，而且在圣诞节和复活节期间休馆，因此它对外人来说，始终笼罩着一层非常神秘和深奥莫测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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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图书馆的收藏是极其丰富的。民国时期，目录学家王重民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访问过梵蒂冈图书馆，根据他在1936年的估算，梵蒂冈图书馆当时所藏的汉文典籍约有三千多部。后来陆续收集和捐赠，加之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和中央研究院不断赠书，现在的中文书总量大概有数万余册，包括一套版本很好的四库全书。在我接触到和目睹的藏书中有各种语言的工具书、教会出版物、有关天主教神学的著述。听介绍说，最珍贵的收藏大概是拉丁文的羊皮纸手稿和原始档案记录了。当然，我所感兴趣的是汉文典籍和有关伊斯兰教的书籍。据图书馆问讯处官员的介绍，梵蒂冈图书馆大概收藏了数千册汉文线装书，大多是文学、历史和杂记类的。宗教中的汉文典籍要数佛教最多，其次是儒家典籍和道教典籍。还有不少中国古代历史中刻印的有关科学技术的书籍。此外，梵蒂冈图书馆还收藏了一些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典籍，它们主要是地方清真寺赞助刊印的有关伊斯兰教的线装书。关于其他文字的伊斯兰教书籍就很多了，比如法文版的《伊斯兰教大百科全书》和英文版的《伊斯兰教文献引得》等。当然还有阿拉伯文的书籍收藏。
在我数次对梵蒂冈图书馆的访问及查找有关伊斯兰教的汉文资料中，在图书馆管理员的帮助下，我从图书馆浩瀚的目录卡片中搜索到了以下一些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中文典籍，现将编号、作者、书名和出版地点及时间等信息摘录于下：

1169，马复初（名马德新）：《天方信源蒙引歌》，初刻于同治丙寅年（1866），四川榆城宝真堂重刻，日期不详。
1170，《择要注解杂学》，无名氏著，光绪戊子年（1888），清真堂刊印。
1171，张中：《四篇要道补注便蒙浅说》，同治壬申年（1872），锦城，王占超刊印。
1172，余昭文：《经译注解赫厅》，光绪丁亥年（1887）刊印。
1173，金天柱：《清真释义》，光绪丁丑年（1877），张青（云斋）刊印。
2838，马伯良：《教款捷要》，康熙戊午年（1678），同治辛未年（1871）马元章资助重印，锦城宝真堂刻印。抄写了马元章（马伯良之子）的序。
2839，西蜀余海亭：《天方三字经》，光绪乙酉年（1885）刻印。附录：马复初著的《清真醒世歌》和《祝天大赞》。
2840，《赫厅》（阿拉伯语，意“封印”，即《古兰经》精华选编），同治甲戌年（1874），马晋锡（蕃斋）主持刊印。
1893，马复初：《礼法捷径》，同治甲戌年（1874）刻印，马佑龄（仁山）、马晋锡（蕃斋）抄写了原序。

以上汉文的伊斯兰教典籍后来也全数收录于20世纪末由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教授编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1997年，人文研究中心丛刊[7]）中。
有关于其他宗教及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汉文著作包括手稿和档案等资料，在我简短访问时期所查找到的：
516，托乌[玛]斯手稿，第25号：《母汉末母拉律林》（Muhammed Dadarud Din），《清实录》，A History of Sulu（苏禄史），马尼拉出版，1963年。毛笔抄写。大概是苏禄王请懂中文的西方传教士翻译成中文，投书中国皇帝（康熙）。天主教传教士大概是西班牙人，汉文知识佳，书法也不错。
176，《真道自证》，康熙辛丑年（1721），1867年重版于安南（越南）。天主教传教著作。
179，《会同四教》。刻印年代不详，是本从天主教传教士的角度对基督教、佛教、道教和儒教的比较和分析的著作。

以上著作收录进Paul Pelliot（伯希和）著的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erimes Chinois de La Biibliotheque Vaticane（《梵蒂冈图书馆汉文的朝廷档案和手稿总义介绍》，意大利东方学研究院，参考系列1，Kyoto即京都，1995年）中。

为什么梵蒂冈图书馆收藏有这么些汉文的伊斯兰教典籍呢？根据调查和分析，我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海禁，大量西方传教士随着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渗透而蜂拥进入中国传教。他们在中国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传教时遭遇到了中国穆斯林，因而发生了耶稣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就教义问题上的争论。比如云南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字马复初）于同治乙丑（1865）年曾经针对云南的天主教神父古司铎在当地回族穆斯林中的宣教活动而著述了《据理质证》一书（由两封致古司铎的信件组成），驳斥了古司铎的“三位一体”、“上帝之子”和“以物配主”的天主教神学理论，阐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和真主独一论。“司铎”也被称为“司祭”，天主教神父的正式品位职称。古司铎的名字在中文典籍中是“古若望（Jean Joseph Fenouil），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于1847年来云南传教，1881年被罗马教廷任命为云南教区主教。

他在云南传教60年，在1907年逝世于昆明。古司铎在云南期间与当地政府的官员、士绅及伊斯兰教教职人员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梵蒂冈图书馆保存的马德新的几本著作兴许与古若望主教有关系。后来另一位云南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联元（字致本）于光绪己亥年（1899）也专门著述了《辩理明正语录》两卷的著作，驳斥了耶稣教传教士的“三位一体”的言论，为云南穆斯林社团捍卫了伊斯兰教教义的正统性。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安德鲁（Findlay G. Andrew）在西北传教时，还在兰州监狱中遇到了被关押的中国苏非派哲赫林耶派的首领，专门写了《中国西北的新月》（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的著作。此书于1921年在伦敦由中国内地传教会出版。20世纪上半叶，近代中国四大著名阿訇之一，翻译出版三种版本《古兰经》的王静斋阿訇还为了反驳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一些教义理论而专门翻译了印度穆斯林学者赖哈麦图拉阿訇用阿拉伯文著的反驳耶稣教的著作《回耶辩真》两卷，1921年由北京清真书报社出版。其实,，有关罗马天主教与中国伊斯兰教的关系大概应该更早些。比如利玛窦在明末时期到开封调查中国犹太教时，与开封的穆斯林进行了接触。北京穆斯林社区牛街保存的地方风俗人物记载资料《冈志》，曾经提到了康熙时期的宫廷御医中有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医生，他与同在朝廷里服侍皇帝的中国穆斯林官员就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两者间的教义比较进行了讨论。这些中国穆斯林的与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有关教义的探讨、争论性著述和译作反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那一段时期在中国社会环境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既紧张又对话的复杂关系，以及天主教教会和基督教对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有可能皈依基督教的宣教工作的重视。

本着弘扬基督教的精神，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传教士们纷纷收集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典籍，以便传教士掌握和了解有关伊斯兰教知识及中国穆斯林社会的情况，其目的是为了在中国穆斯林地区进行传教工作服务。梵蒂冈图书馆所收藏的这些中国伊斯兰教汉文典籍和线装书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由天主教在华的传教士收集到的，然后有可能邮寄或在生前或去世后捐赠给梵蒂冈教廷的图书馆而得到保存。他们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至少能够见证这一段时期的天主教与伊斯兰教接触的历史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