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夏清真毕家场拱北简史

史鉴

临夏清真毕家场拱北简史
马万德
临夏是回族聚居之地，历史上回族信仰的伊斯兰教纯属遵古派——格迪穆，别无其他派系。清康熙初期，有阿拉伯传教师华哲·希达耶同拉黑·阿法根·曼什胡勒和华哲·阿布董拉黑·布尼外法等人，前后来我国西北地区，传播“虎非耶”和“噶德忍耶”派教理，而服膺分别承受传行者，是毕家场拱北始祖马宗生和大拱北始祖祁静一两位。从此临夏地区首先出现了毕家场拱北和大拱北两个传教机体。
一、始祖简历
始祖讳名马宗生，经名阿布东热哈麻尼，原籍陕西省西安市大学习巷人氏，生于明崇祯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年）农历正月初七日，归真于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二一年）农历二月十一日，享年八十二岁。
马宗生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无兄弟姐妹。他从小聪明伶俐，因此父母把他送入大学习巷清真寺开学阿訇王噶最门下，专心攻读阿拉伯语文。学习伊斯兰教义，严谨地遵行天命五章——念、礼、斋、课、朝。由于阿訇无微不至地教诲，父母朝夕的训育、督促，又加自己勤学好问，因之，他的学业进度，在同学中是首屈一指的。经过十七年的努力，便完成了全部阿语经典学业。根据王阿訇的建议，并经学东、伊麻目等考验，证实学业成绩优异，给举行了“穿衣”仪式。同时王阿訇向该寺群众提议，留马宗生在本寺充任开学。由于始祖有朝觐天房这一志向，坚辞未就。遂征得父母同意，辞别王阿訇及众乡邻，一家人不辞辛苦，日夜兼行奔向罕知（朝觐）的道路。经过千里跋涉，来到河州（临夏），暂作休息。这时，他感到去阿拉伯的道路遥远，经费不足，又因二老年迈力衰，旧病复发。因而，打消了去阿拉伯的念头，决定寄居临夏。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二十五辈圣裔华哲·希达耶同拉黑·阿法根·曼什胡勒（是穆圣配贤艾布拜克勒所传“虎非耶”道堂中的传教士），为了把教理传遍中国，他从阿拉伯起程，取道中亚，经新疆到青海湟中县凤凰山驻足，传行“虎非耶”教理。当时始祖和大拱北道祖祁静一，同在小西关清真寺（即城角寺）讲习经典，平时二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始祖在得知圣裔来青海传教的消息后就告知了祁静一，并说：“现有满克舍赫来到青海湟中传授教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我之意，我二人先去拜谒圣裔祈祷伊斯俩目教门，待到我们的学业充实后，备足路费，再去朝觐也不迟”。祁静一同意此举，于是各作准备，并取得父母亲的允许，二人动身前往青海。
始祖和祁静一来到凤凰山拱北后，马宗生进入静房拜见了舍赫，道赛俩目问安，礼毕，舍赫说：“凭真主的口唤，伊斯俩目虎非耶教门的玄机根索（根本教旨）到在了你的身上”。始祖便举意受领，然后舍赫向马宗生始祖指点了“虎非耶妥勒盖提”（中道之意）的机密路径，并将大依麻目罕乃斐的赞言（秘诀），该遵该行之一切内容，作了详尽的教导，而且给了在河州地方宣扬传行“虎非耶”教门的口唤。接着又对始祖说：“将来在你的辈上有个清廉的后代儿子，我提前给他起个名字，叫做穆罕默德克比勒，将你二人的经名，刻在传教的凭据（木质印鉴）上”。又嘱咐始祖：“妥勒盖提”的传行，只允许你二人上有口唤，不准再往下传。至此，马宗生便成了在河州执掌传行“伊斯俩目，艾海力逊乃提，虎非耶教旨”的总阿令。
遵照舍赫的教导，二辈先祖穆罕默德克比勒辞世前，首先把传教之印（木刻经字印）砸碎，抛在八方下南街（今大革巷）老家水井内，同时他吩咐后代，待我亡后，将“伊咱者提”（用阿文写就的虎非耶传教言）放入他的包裹遗体的“卡凡”（包尸白布）内，同葬入坟。
二、传行教旨
马宗生返回河州后，专心致志苦干功修，并开始宣扬教理。他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首先向各清真寺的阿訇、满拉传授教旨，宣讲了“天理、国法、人情”三事：
天理——就是归顺真主，遵从至圣教导；
国法——顺从国家及国家执政者；
人情——告诫人们要孝敬父母，接续骨肉，和睦邻居，友爱兄弟，命人行善，止人干歹等接物处世的礼仪条款等。
他强调真主昭示的五章天命。
在完成上述这些天命功课之后，再进行妥勒盖提（中道）的功修，实际上这二者是连贯的功课，是不能分割开的。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始祖对后代和信徒群众上，强调与自己“默仔海布”（主见）不同的教派之间，各传其教，各干各事，尽量避免互相摩擦和批驳，更不能互相争夺教徒。由于遵守了始祖的这一教导，毕家场门宦和其他教派，始终没有发生过互相排斥、讥讽、非议等的不良现象。
三、无世袭传教
遵照舍赫的教导，毕家场门宦的传教者，只是始祖阿布东热哈麻尼（马宗生）和其子穆罕默德克比勒（又名马一清，是始祖第五子，人称五师傅）二人，他两位去世后，再没有另外的传教人。这说明我们“虎非耶”毕家场门宦的后代绝然没有世袭传教权，更不允许任何信徒传教。
从第三辈后裔起，直到第十辈的马国珍（笔者之父）为止，他们绝不是受权传教之人，而只可称为主持人。（所谓“主持人”，只不过是掌管主持拱北内外事务者，绝对不是传教旨的主持者）。二辈先祖马一清的长子马达五德，虽然是当时在河州八坊的一位学识渊博、品德高尚的大阿訇，但他并不是毕家场门宦的传教人。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中说，马达五德是毕家场门宦第三辈传教教主等是不符合事实的。
四、始祖嘉言懿行
“静坐常思自己过”。我始祖教育后代和信徒们，对于自己的过错和罪恶，要下功夫扫除，要多流泪，少欢笑，用泪水洗刷自己的罪恶。在每次礼拜后，要忏悔自己是否干了悖逆教门，违犯国法，丧失道德，忤逆父母等的言语、行为，要记取善者存、恶者改。因而，后来人们概括成：“毕家场哭死”。有诗云：
忏悔痛改自己过，默哀深思流泪多；
天平难秤功与过，忧泪胜于笑泪乐。
马宗生不但对本民族教众关怀爱护，且对汉族群众也是一视同仁。当始祖晚年时期，有一汉族毕姓困难户，他的父亲得暴病而死，由于极端贫穷，无钱埋葬父尸。马宗生得知此情后，把自己仅有的八串钱，全数送给毕姓人作了埋葬费。此人把钱拿回家时，家族人追问钱的来源，该人如实告之，家族人都不相信，就找我始祖查问此事，确属实情。毕姓家族受到感化，因而把属于全家族的麦场地，全部贡献了出来，作了修建拱北的基地；而且全家族人也虔诚的皈依了伊斯兰教。这就是我始祖所创立的门宦名称——“毕家场拱北”的来历。
祖辈曾有传述：清同治年代，由于人民反清而掀起了战争，为了逃避兵祸的汉族杜、王、马姓人，都住在前河沿一带，在这危险时际，杜、王两姓人跪在我祖父面前，恳求准许他们改信伊斯兰教，我祖父看到这种情况，深有感动的允许了他们的要求，给他们按教律举行了入教仪式，起了经名，戴了白帽。人们议论纷纷地说：“这是毕家场三阿訇的随教徒”。（这些穆斯林，在老五房马永昌——又名四大爷、老四房马吉虎——人称吉虎四爷的信从者中占有一部分）。当时我祖母于心不安，她向祖父说：“你对这些穆斯林不应那样信任，你认为胡子一剃，白帽一戴，就算作回回了吗？”祖父说：“你说话有差错，这些人们是我们的好乡亲，如今在兵荒马乱的年头，他们感到处境危险，迫于形势，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动，他们的内心里是真是假，当然难以预料，可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中的部分人们，看到兵祸来临，如果一旦回汉民族发生冲突，唯恐伤害身家性命而入教的。不管怎样，我们对这些乡亲，应该关心照顾，给予保护是必要的”。以后兵事安靖后，他们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家里了。
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时，上述回庄的杜、王、马姓汉族人们，把自己所有的农具、耕畜等，全部寄存在我们家中，战事结束后，我们将汉族人们所寄存的什物，不差一件的送交给了他们。这一行动感动了一位杜姓人，他在拿到自己的各物时，激动地对祖父说：“我们汉族叫天哩，你们回族叫主哩，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老人家的恩德”。
一九二八年马仲英事变中，我村汉族乡亲陈永祥、吴苟他等人，把粮食、农具等，也都寄存在我家，他们全家都迁居到城内，后来事变平息后，我们将陈、吴两家的东西，全部送到城内交给了他们。
综上所述情节，说明我毕家场门宦后代，遵循先始祖的教导，在“民族团结、和睦乡邻、遵纪守法”等问题上，是有传统的优良作风。
五、拱北建筑
毕家场拱北初建于清康熙五十九年，位置在临夏市西南部二华里，占地面积约十余亩，此地基即为毕姓家族所捐献之麦场，建立墓庐后，众皆以“毕家场拱北”称之。拱北最初建有八卦金顶院，重檐阁式八卦亭庐，东西为花园，另有水井院、礼拜寺、宿舍等；四周为砖墙，院内植有松柏，南面砖雕牌坊，门首刻有“德教弥光”四字之匾额，拱北外三面环水，门前是通往西川的大道。整个建筑结构精巧、雕刻细腻、布局和谐、实属雄宏壮观。
在国民党统治时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九二八年马仲英事变中，毕家场拱北整个建筑被毁于兵火之中。后于一九二九年决定重建拱北，众推家父马国珍为监工，在废墟上又建起了金碧辉煌的金顶院（大金顶为始祖之墓，小金顶两个为二辈祖夫妇之墓）；并建起了东西花园、水井院及礼拜寺、宿舍等。自此毕家场拱北的面貌，又焕然一新，教务也得到兴盛。这是第二次的修建。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恶风暴雨，冲击了全国每个角落，随着事态的发展，毕家场拱北这个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建筑物惨遭拆毁。
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我毕家场信徒群众，在党的政策光辉照耀之下，经过研讨，于一九八四年，首先修筑围墙，随后建造了始祖的墓庐——两层重檐阁式墓亭，并建清真寺三间，宿舍多间，直到八四年八月全部竣工，这是第三次修建。（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夏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编《临夏市文史<第二辑> 》  1986年5月印 ）
（以上资料引自述而 主编 《 中国伊斯兰教名贤名墓史料选（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