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邓川坝子“白回”族群成因

济南的清真寺

云南是一个多族群共生的地方族际社会，许多族群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但每一个族群的文化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总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中。在同一地域内的各族群文化呈现出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的格局，这种互动格局所造成的社会事实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强势族群文化对弱势族群文化具有强大的亲和力和同化力，一些弱势族群在这样的多元文化生境中逐渐丧失了自我族群性，被同化到了主体族群中，但也有一些族群却能有效地维系着自己的族群边界，保持着自己强烈的族群自识。生活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邓川坝子的“白回”族群便是一个在强势族群文化生境中仍能有效维系着自我族群边界，保持着强烈族群自识的一个例子。

在多族群共生的文化生境中，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里，是什么因素在影响和决定着“白回”族群的边界，从而使它能始终保持着自我族群意识？带着这一问题笔者走进“白回”族群主要聚集地——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的邓川坝子。

一、地方族际社会中主要族群

（一）“白回”族群的界定与族源

“白回”族群是一个兼有明显伊斯兰文化、白族文化的独特族群。他们的主要特征为：口操白语，一些妇女身着白族式的服饰，居住白族式的民居，在宗教信仰方面仍然保持着伊斯兰教信仰。关于“白回”这一说法，在学术界和民间有不同的看法。在大理境内的其他回族称他们为“北头回回”，即居住在大理北部会讲白语、妇女身着白族服饰的回族；有些人认为“白回”是指生活在白族地区的回族穆斯林；有人认为“白回”是指改信了伊斯兰教的白族穆斯林；也有人认为“白回”是丙辰事件后部分虎口余生的回族为了逃避清军的残杀，躲进白族地区改穿白族服饰、学说白语、居住白族民居后形成的边缘族群。但笔者经过调查后，认为以上看法都不科学或全面。他们今天更认同“白回”是生活在白族地区的回族穆斯林这一说法。 “白回”族群主要分布在大理、洱源、剑川三个市县，其中大理市有珂里庄、上兴庄、喜洲镇回族社、峨琅哨、美坝村；洱源县有士庞村、鸡鸣村、三枚村、回果、大营、小街；剑川县有桑岭、西凤两村。其中文化特征显著、人口集中的“白回”族群主要是邓川坝子的士庞、鸡鸣、三枚三村，他们毗邻而居，共同生活在邓川坝子内，其人口分别为2000多人、1500多人、1300多人。

士庞村是该地最大的“白回”村庄，它的历史由来已久，老人们传说，其先祖是随元朝咸阳王抚滇而来的，一部分是随明朝回族将领沐英征鹤丽而来的。该村《纂清真寺》手稿也有这样的记载：“考我宗教源自西方，隋唐之际传入华夏，蔓延国中地处各地，其居邓邑者，有之市镇者，有之乡僻者，亦有之前元时有随咸阳王抚滇，从沐英征鹤庆有落籍于鹤、丽、剑、邓、洱者，今邓川邑之有回教盖自此始。”[1]这种说法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因为至元十一年，赛典赤·赡思丁出任云南平章政事，带来许多回回人。明朝平定云南后，沐英率数万将士镇守云南，这也是云南回族的一个重要来源。

清真寺内的碑刻，是我们追寻其历史重要佐证之一。邓川境内“白回”族群的三所清真寺中有两所有碑文，我们可从其内容了解到当时的部分历史。其中士庞村的一块为《重建士庞村清真寺序》，其内容为：

“窃维佛老名山，南国重崇林之盛；清真古寺，西域开正教之宗；此有大观，卷咸众志。邓邑士庞村旧有清真古寺，创自国朝，寺不广而壮观，地不高而崇峻。乃咸丰六年，干戈满地，选遭狼烟四起，寺庙都毁……。”另一块为《创建登明楼碑记》，其内容为：

“溯吾教自天方传入东土，在隋开皇时间，至今已有千三百余年矣。穆民之生齿日臻繁衍，其散处于中国之大都小邑及滇南之城市乡镇者，多则不下数千户，少则亦至数百家，而各自入版籍。各郡桑梓，虽数十户之小村落，亦无不创建殿宇，以供瞻礼，而恪守吾宗教焉。故嘉道之世，凡滇中穆民所居地方，礼拜寺、登明楼一皆规模阔大，气象雄伟，可称宇宙之大观。至咸丰丙辰兵燹尽毁于火，而本村之所建筑者，也亦受其殃焉。……”
又据明艾自修在《重修邓川州志·族类》中对这一地域的族群作了记载：“有土人、汉人、客人、爨人……；客人：江浙、川、湖、山、陕并回各族不同或游学，经商来此，尝住入籍，今子孙甲科，彬彬继盛。” 艾自修在《重修邓川州志·山川志》记载：“钟山，洲之北界，端耸翼拱形如覆钟。中所、寺旁、杨柳三村居其下。”这里的“寺旁”便是今日的士庞村，因为它坐落在佛教钟灵寺和白族西山本祖庙之间，故因寺得名，后该为士庞。

根据以上史料和民间流传的说法，我们可以初步推断，邓川境内的“白回”先民肇始于于元，增于明，士庞、鸡鸣、三枚三村的建立虽无确切时间可考，但我们可以知道它最晚可能形成于明朝洪武年间，至少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二）作为移民的汉族

在回回人流寓邓川境内时，汉人也大规模随之移入。邓川境内之汉人始于汉武帝开滇、诸葛武侯征南遗下官军，及明平南遗留官军皆是，及后陆续前来者亦同[2]。汉代在云南设置郡县，朝廷派出官吏进行统治，以加强对云南的开发，这些官吏与当时入滇筑路、屯垦的汉民一起形成一股经营云南的力量。但汉代向少数民族为主体民族的云南输入汉民，以进一步控制云南的做法，并未取得成功，因为进入云南的汉民人口太少，很快就被当地各族群同化了，这一状况一直到了明朝才有显著改变，因为明朝洪武年间百万汉民入滇，在云南历史上，汉民族一跃成为了云南境内的主体民族[3]。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就洱源县右所镇而言，其汉族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6%，而白族人口占42.6%，回族人口占9%。在右所镇汉族是其境内的一个主体族群之一，汉文化对周围族群的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右所镇从南至北，在公路沿线几乎都是汉族村庄，它们分别是右所、左所、中前所、中所、西中所、大楼桥等。这些汉族村庄的村名几乎都有一个“所”字，这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产物。汉代以后的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及税粮，利用兵士和农民垦种荒废之田地，有军屯、民屯和商屯等，这也是汉族和回回人寓居此地的原因之一。由于汉族移民的进入和儒学教育的输入，使得这一地域的白族在宗教信仰、宗教观念等方面，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汉族性。

（三）作为原住民的白族
白族在大理、邓川、洱源、鹤庆等坝子都是主体民族，它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是该地域的主要原住民。作为邓川坝子原住民的白族主要居住在邓川坝子的山脚之下，右所镇团结村公所的城西、波头、波中、波尾等村的。白族和当地“白回”毗邻而居，其先民是“白蛮”，而“白蛮”是秦、汉以来的僰族与汉族人口互相融合而形成的[4]。白族在元代亦被称为白人，李京在其《云南志略》中写道：“白人，有姓氏。汉武帝开僰道，通西南道，今叙州属县是也。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僰人，至明初内附，其人多姓李，姓杨，谓之民家，流寓者谓之军家，其语言同中土，民家皆操蛮[5]。”，故今天生活在白族周围的许多族群亦称白族为“民家”，称其语言为“民家话”。回回人开始进入云南时，白族分布区域为叙州（今宜宾）往南转西直到永昌、腾冲一带。元时的白族，是由秦、汉以来的僰族发展演化而形成的，而明朝时期，白族的分布区域与元朝相比有了较大变化，因为汉族人口在其地域内却不断增加，在一些地方汉族人口已远远超过白族。除大理府外，其余靠内地的各府、州、县境内，汉族人口都超过白族，这就造成明朝后期白族聚居区被压缩到滇西的大理府一带；其余各地则成了散居区，其特点为在各府、州、县境内，白族的绝大部分仍在平坝中与汉族共居，而在山区和半山区则与彝族共居，时至今日笔者在调查中也见到了现仍居山上的白族，她们和平坝的白族在语言方面没有太大的差异，不过在服饰方面却有所不同，其主要区别在包头巾上。


三、族群互动与文化变迁
白、汉、回三族共同生活在邓川境内，他们间的文化接触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他们的居住格局对相互间的文化传播却有不同的影响。虽然少部分汉族作为客民早于回回人进入邓川，但他们大规模的进入却是在明代卫所制度建立时，因为卫所制度的建立标志着大规模屯田的开始。汉族移民多以军籍为主，他们在政治上有明显的优势和特权，他们居住在坝子的交通要道上，造成今天汉族移民延公路沿线居住的局面。而回回人则沿山脚和当地的原住民白族相邻而居，这样在地域上形成了回回人与白族有比汉族更密切交往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白族文化是这一地域的主体文化，它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它对周围的亚族群具有强大的亲和力。这两方面的因素使回回人在长期的共居生活中不断地接受了许多白族文化的特质。在白、汉、回三族中白族是原住族群，汉、回两族是客居族群。在汉、回两族未大规模进入这一地域之前这是白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区。在明代以前，白族文化始终处于这一地域文化的中心，白族文化对其他族群有强大的整合与同化力。因为明代以前，由于汉族移民人口规模不大，他们在与白族互动和涵化中，往往丧失其族群性，被融入到当地的白族中，成为邓川白族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但自明代以后，随着汉族移民的大规模进入，白族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改变。因为汉族移民人口众多，又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且本身的文化势能很高，所以白、汉两种不同的族群文化在长期的文化接触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交融和整合，在经历了复杂的文化重组后，双方的原文化都有所改变，且处于相对的均衡状态。在邓川坝子重要的交通沿线及其附近区域，是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区，不过在此文化区中，白族文化亦有很大影响，其他区域均为白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区。在数百年的发展进程中，由于汉族移民与白族大量通婚或联姻后，加速了白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相互认可与整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如语言，邓川境内的白族语受汉语影响较大，笔者调查了55个白族语中的亲属称谓，发现其中有13个亲属称谓与汉语相同。在这种多族群共生的文化生境中，各族群间的文化采借现象是很普遍的，即使有时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它的存在，这正如大卫(David)先生所言：“某些族群的成员，他们在所感知的基础上来表达他们的族群认同，并把这种族群认同作为未变的文化传统，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已吸纳了一些与他们有接触的其他族群的文化和语言的要素或特质[6]。
”汉族移民大规模进入邓川后，它改变了该地域的族群结构，其文化对当地各族群产生了深刻影响，汉文化开始进入原文化区的中心，对白族文化形成新的挑战，但由于白族文化是本土文化，且已有数百年的发展和积淀，故汉文化对其不能取而代之。回回人却不同，他们在人口上不能与汉族相比，他们和白族相邻而居，这在地域上造成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白族文化，故在长期的文化接触中，回回人把白族文化作为采借的主体，由于回回人采借了许多白族的语言、服饰、民居等方面的文化特质从而导致其文化发生文化变迁，使其族群的外部边界发生改变。回回人所产生的文化变迁是其适应环境的结果，因为他们要在白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区中生存、发展，就离不开白族文化，而当时的回回人是一个弱势族群，在长期与白族文化接触中他们不得不采借强势族群的一些文化特质，但他们的采借并非是随意进行的，而是经过选择的。他们选择采借异文化的标准是根据伊斯兰教的有关经典、教义，教规来确定的。回回人对白族文化的采借并不是拿来即可，而是使其与伊斯兰文化进行整合，而形成了一个兼有伊斯兰文化和白族文化特质的族群文化。

四、“白回”族群边界之维系
从地域文化特征方面来看“白回”族群，呈现出明显的白族文化特征和伊斯兰文化特征，其白族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语言、服饰、民居建筑以及过去的一些婚姻习俗方面。他们口操白语，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白语成了他们的第一语言，很多老年妇女她们至今还不太懂汉语。一些中老年妇女还身着白族服饰，但这种服饰与当地白族却有所区别，在包头巾上表现尤为突出。“白回”妇女的包头巾在整体布局和构图上和当地白族有别，在包发上也有差异，如白族妇女的前额发髻是用黑色纱巾包起来外露于包头巾下面，而“白回”妇女的前额发髻却是用黑纱巾包起来后内放于包头巾里面，仅从这一微小的区别你也能在众多的妇女中分辩出哪些是“白回”妇女，这样的区别还有许多，在此不再赘述。在语言方面他们还使用许多阿拉伯语词汇。在民居建筑方面由于伊斯兰禁止偶像崇拜，所以，在各种门、窗、阁楼上他们都避免有动物图案，即使有他们也会尽量凿去动物图案的眼睛，他们认为眼睛是万物之灵，只要没有了眼睛，这种动物图案就没有了偶像崇拜之嫌。
巴特在其《族群与边界》（Ethnic Group and Boundaries ）一书中认为“族群”是由它本身组成分子认定的范畴，造成族群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它所包括的文化 “内涵”。就“白回”族群而言，它的族群边界可以析分为两层，即一层是族群的外部边界，即该族群的语言、服饰、居住模式等；一层是族群的内部边界，即族群认同、族群意识等。
一个族群的语言、服饰、居住模式等方面是一个族群外显的标志，但它并不一定能完全反映出该族群的族群认同和意识。“白回”族群在长期与白族的文化接触中为了更好生存，他们不得不采借大量白族文化特质，但他们对所采借一些白族文化特质也进行了创新，使之与白族在族群外显特征方面能实现“同中有异”。
“白回”族群的伊斯兰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宗教信仰、饮食习惯等诸多方面，伊斯兰文化影响着“白回”族群的族群认同和族群意识，它决定了“白回”族群的内部边界。他们虽然在与白族的文化接触中采借了许多白族文化的特质，但并未因为白族文化成分的增加而认同于白族。在族属问题上，他们仍然认同于回族，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生活在白族地区的回族穆斯林。这种族群认同感和族群意识的保持，离不开伊斯兰文化的传承。清真寺作为一个伊斯兰文化传承场的存在，保障了伊斯兰文化在“白回”族群中的传承和发展，从而使“白回”族群在强势族群文化的冲击下能有效地保持着自我族群认同和族群意识。从族群边界的角度看，“白回”族群为了生存不得不采借白族文化的某些特质，从而改变了族群的外部边界，即语言、服饰、居住模式等方面的白族化；与此同时“白回”族群的内部边界由于受伊斯兰文化的规制，却始终没有改变，即族群认同和族群意识方面他们均保持着回族穆斯林的族群认同和族群意识。所以，就“白回”而言，决定其族属问题的是族群的内部边界。

五、结语
从以上情况来看，汉、白、回三族共同构成了邓川坝子的主体族群，从其历史源流上看，任何一族群的发展都不是单线进行的，三个族群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白族的族源中有一部分是汉族移民，而今天的汉族也并非单纯的汉族，它在很大程度上已融入了当地许多族群成份， “白回”族群亦如此。笔者在南士庞调查时，发现有一汉族家庭，两代人中竟有三个媳妇是白族，这样的族际婚姻在多族群共生的地方族际社会是常见的。白、汉两族的族际婚姻导致的社会现实是某一家庭在宗教信仰方面呈现二元信仰。这类家庭，有的她们既信仰本祖，又信仰佛教，她们既能讲汉语，又能讲白族语。与他们毗邻而居的回回人也与白族有族际通婚的事实，这些族际婚姻导致了回回人的族群外部边界发生改变，但在族群内部边界方面，由于他们坚守着伊斯兰信仰，这种信仰维系了“白回”族群的内部边界，使它始终能保持着“自己是回族穆斯林”这一族群认同和意识。一个族群的出现绝非是一个短暂的过程，它作为一个内核稳定、边界流动的人们共同体，我们可以从它的各种文化特征中找到它发展的影子。从这一层面上看，“白回”族群的出现也是当时的回回人不断吸收白族文化，不断发展自我的历程。

史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