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起源

济南的清真寺

回族人口在我国56个民族中居第四位。历史上的回族，以唐代和宋代为“侨民”或“先民”时期，十三世纪初又有大量西亚、中亚人随元军东迁，来到中国后，一般从事经商、工匠、官吏、学者、军匠、炮手、士兵等职，这些回回人通过和中国境内土著民族通婚，从而在元代全面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实际上，以唐宋时期回族已发展为几个大的聚居区和一般民族形成的条件来衡量，则在唐代晚期陕西、东南、华北部分地区的回族便已形成。
     历史上，回族曾称做胡商、大食人、色目人、蕃客、回回、回民等，是不同时期对来华回族先民或回族的不同称谓。其中“回回”一词使用的年代较长，是当时的汉人用来形容西北域外方向上，包括“畏吾儿”在内的人群，这种情况在元代发生变化，“回回”不再包括畏吾儿，汉人用“回回”来对译蒙古语Sarta’ul（撒儿塔兀勒），大意为商人，泛指帕米尔高原以西，黑海以东来华者，这些来华者中有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如——术忽回回（犹太人）、绿睛回回（信仰基督教的阿速部人）、罗哩回回（吉普赛人）以及信奉拜火教（袄教）、摩尼教（明教）、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支派）等的西域人，这些来华者被统称为回回。关于“回回”称谓的来历，有的国内学者认为该词本身应当是派生于“回纥”、“回鹘”的又一中文异写，而回族民间流传的说法是早期的来华通商贸易的蕃客，一般多在冬季回去，春季再回来，以及唐安史之乱期间大食国援兵助唐王平叛后想念家乡之意。自从回族在中国初步形成后，各代回族人民就把中国当作自己的祖国，坚定的站在建设中国和反抗外敌入侵的前沿。此外，不同民族对回族人也有不同的称呼，如蒙古族曾称回族为Sarta’ul（撒儿塔兀勒），藏族称回族为kace。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族把回族称作 Tung'gan-Tung'gen（东干）。四川凉山的彝族多称回族为Maja(马家)。 云南佤、 傣等少数民族称回族为 Basi, Basi，意为来自parsi、Farsi(波斯)。

     十三世纪初，因成吉思汗西征，又有大批中西亚一带的各族人迁徙到中国内地或边疆，有的守边屯田、有的经商、有的为官等，他们和原来就定居在我国内地的回回以及当地原住民族女性通婚，在中国境内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总体来说，回族的形成，是外来民族和本土民族间的相互融合。在外来民族中，是以波斯、阿拉伯和中亚男性为主体，构成了回族的主要来源。在本土民族中，是以汉族女性为主体。从回族形成的过程看，是外来民族成分融入中国社会，本土民族成分融入外来民族，进而共同形成为中国回族。公元1235年回回人正式被当时的政府编入户籍，从“蕃客”转变为“回回户”就等于有了中国国籍，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

     如1265年（元至元二年），忽必烈在一份诏谕中就说：“今拟黄河以南，自潼关以东，直至蕲县地面内百姓、僧、道、秀才、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吾儿、回回……应据官中无身役人等，并不得骑坐马匹。”（见《大元马政记》）

     元代《祥符图经》对民族描述是：蒙古、畏兀儿、回回、也里可温、河西、契丹、女真、汉人八类。

     又如元《至顺镇江志》在载述其地侨居户时说：“蒙古二十九（户），畏兀儿十四（户），回回五十九户，汉人三千六百七十一（户）。”

     到了清代后期，回回中间已有人明确地把自己的这个群体称为回族。回族明确的作为一种他称，目前已知有记载的最早出现在乾隆时代——乾隆《重修肃州新志》卷三十“西陲纪略”叙述哈密人口向肃州地方的迁徙时写道：“哈密夷人于故明时徙居肃州卫东关乡居住者三族。曰维吾儿族，其人与汉俗微同；曰哈喇布族，其人与夷同；曰白面回回，则回族也。今皆男耕女织，为边氓矣。士商营伍，咸有其人”。乾隆五十年（1785），福康安在关于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奏折里，也不止一次使用“回族”的提法。光绪十六年（1890）刊印的杨昌睿《甘肃忠义传》，在传文中亦多次出现“回族”、“回籍”的字样。光绪后期的樊清心在《甘肃回匪肃清善后议》里，更将“回族”一名当作明确的分类范畴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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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宋时期的“蕃客”和元代之前的早期回族

     回族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时期侨居中国的“蕃客”。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时期之一。那时，西亚的阿拉伯人建立了西濒大西洋、东至中国西部边陲的“大食国”。中、阿两国一东一西，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和南中国海至波斯湾的海上“香料之路”，使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保持着频繁的往来。据唐代《西域传》等史籍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一656年在位）首次遣使来华，中、阿两国正式缔交后，大食使节和“贡使”来中国不断，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见于我国史书记载，仅唐代大食使臣来华次数就达37次之多。不被记载的民间商贸活动估计更为频繁。

     早在651年以前，阿拉伯人、波斯人就与中国开始了往来。公元前138年张骞首次通西域，于公元前126年回国，曾提到安息（波斯）以西有条支（阿拉伯），公元前119年，张骞二次通西域时，他的副使到过波斯。《史记》和《后汉书》对阿拉伯当时的地理、经济和文化都有记载。据吴云贵、金直久等译巴基斯坦人赛义德·菲亚兹·马茂德著《伊斯兰教简史》中说：“也门，或伊斯兰教前八百年的希木叶。在埃及与远东的海上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德门港（亚丁）是中国货和印度货的卸货口岸。阿拉伯史学家麻素提在《黄金牧地》一书中称“公元五、六世纪时，中国船只经常航行到幼发拉底河的西拉甫港及波斯诸港埠，这些地方的船只也经常航行到中国。”明代何乔远的《阅书》记载，穆罕默德四贤徒在唐武德九年（662年），受遣入唐，一贤在广州，二贤在扬州，三贤四贤在泉州。王贤名沙谒储，四贤名我高仕，车后俱归葬泉州。史料中还记载道，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安息（今伊朗）人安拙汗所率5000人入唐，太宗诏维州（今四川茂县）安置，授以刺史、拜左武卫将军，累授左卫大将军，右监门大将军，封定襄郡公。

     654年（唐永徽五年），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多次遣使者来中国，中国与波斯的关系与阿拉伯相比更为密切，其原因从地理上讲，波斯的位置更接近于中国。今天回族常用语中许多词汇都是波斯语，这也证明了当时和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的波斯人很多，只是后来统称他们为大食人或阿拉伯人罢了。

     八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势力东伸，在葱岭以西与唐朝疆域相接。在阿拉伯帝国征服了中亚各国和波斯人、九姓胡人，其中九姓胡人也称“昭武九姓”，他们属于中亚锡尔、阿姆河流域间的9个小王国。当时，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各族商人主要是通过海上香料之路或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载，天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来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他们来华后，有的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扬州、杭州，有的集中在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类物品的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和其他商品。八九世纪时，阿拉伯、波斯商人的珍宝是出名的，当时书中所描写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都是藏有珠宝的富商，他们的一颗珠子就可以卖很多钱，素有“识宝回回”之称。10世纪中叶以后，回回商人的犀角象牙，尤其是香药很出名，大的象牙可以重到100多斤，犀角可以重到10多斤，香料中的乳香是宋政府特别统购的专卖品。西域香料药品的输人，无疑扩大了当时中国药物学的内容。而卖香料、卖药、卖珠宝，直至近千年后，还是回族的传统行业。

     由于当时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以经商为主，中国人称他们为“蕃客”、“蕃商”和“胡商”等。这些来华通商贸易者，一般多在冬季回国，春季再回来。但由于商业往来频繁，有利可图，加上唐、宋政府鼓励商业贸易，因而有不少人便留居中国不归，称之为“住唐”，这是当时中国和阿拉伯、波斯等国友好往来的显著特点，也是早期阿拉伯、波斯等商人迁居中国的原因所在。还有许多来自中亚各国的“诸胡”，也曾留居在长安、洛阳等地。比如唐时沿丝绸之路经商来到长安的九姓胡人，多久居不归，并各以其国名康、安、曹、石、米、何、史等为姓，世代繁衍，与波斯、阿拉伯人一样、也就成为了回族早期的先民。

     在八世纪的阿拉伯旅行家马尔瓦则的《论中国突厥人与印度》一书中还记载了什叶派穆斯林大批进人中国的最早史实。大约在七世纪八十年代，阿拉伯帝国内曾爆发了反抗伍麦叶王朝的武装斗争，反抗主力是什叶派穆斯林，在这次反抗斗争失败后，有一批什叶派穆斯林因逃避伍麦叶王朝的逼迫逐渐由西向东迁徙，来到中国北方，学会了当地语言，作了中外贸易的“牙客”。而今天的回族中，做牛。羊、马、干果、古玩等行业“牙客”的人仍有很多，特别是在北方一带，同时，中国穆斯林虽基本属于逊尼派，但在宗教细节的某些方面和日常生活中却有不少什叶派的残存印记，反映了当时迁到中国北方的什叶派穆斯林也是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安史之乱期间，唐朝曾借过阿拉伯帝国的兵士帮助平叛。据史书记载：“肃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帅广平王领朔方、安西、回纥、大食之兵十五万，将收西京……中军兵马使仆固怀恩领回纥及南蛮、大食等军，从城南过产水东下营。十月壬戍，收复东京（洛阳）。”叙利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卡米勒尔·雅德博士的《中国与阿拉伯之间的历史关系》一文中也说，安史之乱时，唐朝皇帝曾向哈里发请授，哈里发“派遣了一支由大食人组成的军队，在业阿福尔的率领下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军队平定了叛乱，恢复了中国皇帝的王位，中国皇帝向支援他的大食官兵提出，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留住京城，允许他们同中国女子结婚，并在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在今天回族中仍有与之形成时期相吻合的民间说法，即“回回巴巴”，汉民娜娜”，也反映了形成时期的情况。这些安居长安沙苑等地的平定安史之乱的官兵有些也成为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唐时，侨居或在中国安家落户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据《通鉴》贞元三年条记载，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以来，“留长安久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归”，“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长安城内有专门为这些蕃商设立的“西市”，街上有他们开办的珠宝店，药铺等，被称为“波斯店”。唐代僧人鉴真还见到天宝年间居住在海南岛上波斯人的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旧唐书》载，760年，杨州发生了兵变，回回商人遇害的有好几千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第三册第415页记载，879年，“黄巢率兵攻破广州，大食、犹太人、基督教徒、袄教徒，为数近十二万以至二十万人。”由此可见，中国与中西亚国家的交往十分频繁，留居中国的人数很多。

     宋时，由于政府实行鼓励通商的政策，通商贸易的规模在唐代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在华的中西亚东来华者更为增多。据我国史书记载，仅当时住在广州、泉州、扬州、明州、杭州等地的“胡客”就达数十万人，所以南宋周密在他的《癸辛杂识》续集中就有“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的记载。

     这些来自中亚、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国家和地区的各族人，源源不断地来中国置产寓居或定居，与当地其他不同种族的人民和睦相处，成为了今天回族的一部分。如961年，小亚细亚人、禾文学家马依泽应邀来宋，参与修新历《应天历入任司天监，后代今天已繁衍至40代，遍及全国及世界各地，历史上不乏回族名人。除了经商、学习汉文化以外，有的甚至还在内地作官，著书立传。783年，波斯人后裔骆元光率部平定叛乱有功，被封为武康郡王，后被皇帝赐姓为李，更名元谅，官至陇局节度使，阿拉伯人后裔李彦升考取了进士，曾轰动一时。唐末五代的诗人李珣是久居四川的波斯人后裔，人称“李波斯”，全家以贩卖“蕃药”为业，有“早为不逢巫峡夜，那堪虚度锦江春”，词家相互传诵。所著有《琼瑶集》若干卷”。在何光远的《鉴戒录》中也记载道：“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生波斯。……所吟诗句，往往动人”。李珣还著有《海药本草》介绍了许多海药知识，增加了一些新的药物，对后来的医学家影响很大，此书随现已亡佚，但全部被宋朝唐慎微的《政和证类本草》和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沿用。南宋末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寿庚曾在泉州任提举市舶使达30年之久，后在元初兼任福建“安抚沿海都置使”，其兄蒲寿教著有《小心泉学诗稿》传世，成为中国式文人。宋代大画家米芾，先世为西域人，独创“米家山水”画技，书法苍劲有力，影响深远。

     由于这些长期定居在中国的来自中西亚诸族的后代在自己的蕃坊内建立起了礼拜寺，并拥有了自己的公共墓地。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咏》中记载了广州当时的情况：“蕃人家，在城西十里，累累数千，皆南首西向、现在东南沿海尚有的一些清真寺遗迹和广州郊外的“回回冢”以及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石刻，就是遗留下来的历史见证。北宋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广州、泉州设蕃学，以对“蕃客”、“胡商”子弟进行文化教育，教授阿拉伯语及文化知识，类似今天回族各地办的阿语学校。所以说，这些出现在广州、长安、泉州、扬州、杭州等地的大量的“蕃客”，已具备了今天回族的特征，是回族的最早雏形，或者说本身就是早期的回族。但在当时中国人传统的观念中，他们仍是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后裔，而出生在中国的外来人，但其中很多已把中国作为自己的国家，而把阿拉伯、波斯、中亚各国等地看做自己的故国或祖先的国家，这就如同今天定居在中亚独联体的回族（东干）人一样，尽管目前传至四、五代，血缘也绝大多数是中国回族血统，但他们仍认为中国是故国，是老家，是老舅家，而自己现在属于所在的国家。


     尽管回族主体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开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称为回回人的中亚各族的东迁，但从共同的居住区域生活来看，虽不能与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相差并不大，因为自打回族初步形成后就有了族内通婚的习俗或传统，一直沿袭到现代，所以至今回族还保留这族内亲、姑舅亲的传统，回族之间还有以“老表”互称的叫法。当时这些回族的人数已具备相当规模。在宋元之交的词家周密的《齐东野语》中记载着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军进攻襄阳时，宋襄阳的宋军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杂识》续集下《盗马踏浅》条，记载着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军渡江南时，宋军中的回回兵，常从江水浅处潜渡至江北盗蒙古军马，有时所盗马多至三、四百匹。从所盗马数可知此兵不在少数。另据宋无名氏《昭忠录》记载：“1235年（南来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阔瑞率兵五十万，由宝鸡南面的大散关南攻。宋将曹友闻率兵在西州（今陕西勉县）南大安（今宁强县北人鸡冠山、回回寨一带拒战。曹友闻是甘肃天水人，为宋初名将曹彬之后，先任天水军教授。1234年蒙古军灭金后，宋政府令曹友闻招募忠义军备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将武仙、汪世显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军灭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个长的时期中，说明西夏境内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宋代《昭忠录》中记载曹友闻所招募的忠义军中有回回兵，且称之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官都曾消灭蒙古军10余万，从中也可估计出回回兵不在少数，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说明回族确实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时西夏本身占据着丝绸之路的大动脉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回回人很多。元曲中有演宋、夏战争的《狄青复夺衣袄东》一剧，剧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灭亡（1227年）不到半个世纪时，马可波罗来到河西走廊，当时敦煌、张掖等地都居住着回回。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回族形成的时间不迟于十二世纪晚期，而长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这种观点不无道理，但回族整体的全面形成却是由于蒙古的西征，波斯、阿拉伯人及中亚各族人的东迁，从而构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体框架和结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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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代回回的东迁和全国范围内回族的形成

     在元代，回回人的东迁，是与当时中国北方蒙古汗国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重大政治军事和社会的变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早在蒙古国建立之前，一批批回回商人就已进人蒙古高原，用中亚纺织品、粮食换取蒙古人手中的貂皮等珍贵土产，有的回回人还效力于蒙古各部，成为拥有“答刺罕”称号的开国功臣。南宋末年，蒙古汗国兴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三次西征（1219—1225，1235—1242，1252—1260），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黑海以东的中西亚广大地区纳入蒙元版图，。西征中，每攻克一城一地都要俘掠工匠和妇孺，并征调青壮年充军。这样，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一批批中亚、西亚各地各部落和各王国的工匠、平民、军士以及一些将领、贵族和学者等，都被安置到中国从事各种工作，这些被迫东迁的回回人，人数多达几十万至二、三百万。在蒙宋战争中，许多回国将领建功立业，忽必烈即位后，因发生李硬事件，汉族军阀渐失信任，于是适宣、赛典赤·赡思了、阿合马等回回政治家、理财家被重用；平李檀～阿里不哥、征南宋等战争中，回回将领战功卓著。由于当时大批回国人进人中原，在宪宗蒙哥二年（1252年）括户时，又正式立“回回户”，按照《中国回族大词典》的观点，这“标志着回回先民的‘蕃客’地位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由‘客’变‘户’，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实际上，《资治通鉴·唐纪四八》贞元三年载；“李沁知胡客留居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讼曰：‘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于是胡客无一归者。”可见早在唐代的回回先民就已人籍中国，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只不过当时不叫回回，没有“回回户”罢了。到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时，仅中都路（今北京）的回回户就达2953户，且多系富商大贾势要之家。

     同时，由于蒙古人的西征，使中西交通大开，而元政府又在西域开辟了官道，设驿站，置守备，减少了行旅的困难和危险。从此，西亚、中亚商人利用东西水、陆交通的方便，沿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水上的香料之路大量进人中国，盛况空前。大部分城镇都有回族先民定居的史实，这些曾被西方传教士卢布鲁克及稍后的马可波罗所目睹，而先前随蒙古军东来的中亚各族人也随战争而散居各地。以驻军屯牧或以工匠、商人、官吏、学者等不同社会身份，散处在黄河上下，长城内外以及大江南北各地。元初，足迹几乎遍及中国并在扬州做官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多次提到中国各省都散布着回回人。元末来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日泰在其游记中也写道：“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回回居住的地方，区内有供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明史·西域传》载：“元时回回遍天下。”

     元代回回的社会活动是以战争和农耕占其重要地位的。元朝建立之前的半个世纪内，人居中国的回回的大多数被分别编人“诸道回回军”或“西域亲军”，还有以族籍见称的“哈刺鲁军”、“阿儿浑军”等等，随战争而转战各地。无战争时他们便进行垦牧，这种“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的兵农合一的生活，使回回的社会经济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全国统一的安定局面，为其在各个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诏令各种戍军“随地人社，与编民等”。大约从此以后，大批回回军士在社的编制下进行农耕，取得普通农民的身份，但还有一部分人过着兵农合一的生活，即“屯戍”人口。屯戍人口是聚居的，人社居民可聚居，也可与别的民族杂居。人社的本意在于劝农，一般是50家为一社，这是农村的社会基层单位，可以说是后来回回营、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营、某家村的开始。而“屯聚”与“牧养”的联系，也可以理解成是后来的回回农户多以放牧牛、羊为副业的开端。

     在元代，回回人尽管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但也不难窥见蒙古贵族对回回人的那种持强欺弱的压迫和民族歧视。在《多桑蒙古史》中，记载了察合台所执的法，忽必烈重申的法令，都是根据蒙古人的风俗习惯，去强迫非蒙古族的人去遵守的许多实例，由于回回人坚持自身的生活习惯和不用破腹法宰杀牲畜，从而屡屡遭受迫害，并引来杀身之祸，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回回人不屈的反抗精神，这与今天回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完全一致。

     由于回回人屡立战功，在治国理财等方面贡献突出，因而受到元廷的优待和重用。政治上的持权，经济上的优待，已十分明显，回回上层人物已成为蒙元统治阶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仕官、科举、刑罚和私有兵马等方面，可以得到比汉人好一些的待遇。据文献记载，回国人在政府中担任各种职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职中书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参知政事等重要职务者多达320人；在10个行中书省任丞相、平章、参政等重要职务者多达65人。至于在中央各部门和地方路、府、州、县各级政府机构中任达鲁花赤等官吏者就更多了，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赛典赤家族中，赡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绩卓著，其后裔纳速拉丁、忽辛、马速忽、忽先、砂的等长期主持云南行省政务，成为云南赛、纳、速、刺、丁、忽、沙、马、闪、米、保、哈等氏回族之祖先。纳速刺了马伯颜，大德年间主持“赛梁秉政”，使赛典赤家族在政治上处于顶峰时期。阿合马家族左右朝政达19年之久，随着阿合马被诛，这个家族开始衰落。元代回 国人担任宰臣的几乎代不乏人，世祖时之阿里、宝合了、麦术丁、咱喜鲁丁，成宗时之伯颜、哈散、阿老瓦丁，武宗时之忽都不丁，仁宗时之哈散、察罕、乌怕都刺、伯颜察儿，顺帝时之买术丁、马某火者、陕思了等，伯颜倒刺沙等甚至因参与皇位继承争斗而丧生。此外，康里人家族中如阿沙不花，脱脱及其子铁木儿塔识、达识帖睦迩，不忽木及其子回回、婆婆、斡罗思及其子庆童、哈麻、雪雪兄弟等，在元朝政治中都曾起过重大作用。阿速、阿儿浑等家族则多为武臣、将领。元廷规定，中书右丞相为蒙古人担任，而回回人中如哈散亦曾任此职；枢密院汉人，南人不可任职，康里人玉枢虎儿吐华则官至同知枢密院事；元制规定，蒙古人为达鲁花赤，色目人为同知，汉人、南人为总管，而回回人出任达鲁花赤者比比皆是，可见回回上层人物是蒙古贵族统治全国的重要支柱。在经济活动中，回回人除协助元廷理财外，回国商人多从事珠宝、贩运、外贸等业。元代有许多回回巨商，经营香料、珠宝、金银器皿和药材，一些回国商人还擅长海上贸易，其足迹达亚非十数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请海、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地区及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和非洲北部的东岸沿海地区。这些回回世商交纳的税款在元世祖时期的财政收人中占重要地位，为“军国之所资”。元贞年间，有一回国商人奉珍宝进售，名曰“押忽大珠”，售价高达60万锭。武宗时，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过阿老瓦了贩运浙盐盈利后供应的，而泉州佛莲就拥有海舶80艘，珠宝等无数，由此可知元代回回商人资本之雄厚。由于回国商人既有生财之道，又有理财之术，所以受到皇帝重用而进人仕途者也不乏其人，如泉州的蒲寿庚父子，世祖时的阿合马、乌马儿等人。尽管元代回回人的社会地位很高，但对最广大普普通通的回回人而言，却处于无权无势的地位，甚至沦为“驱口”（奴婢），供人买卖，可见回回人的阶级分化在元中后期已日益明显。一方面，回回上层人物，特别是各级官员，对元廷始终忠贞不二，他们对抗农民起义军和明期，在战乱中“死节”者人数颇多，不少回人为挽回元朝的江山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回回人为推翻元朝而成为开国元勋和将士。

     在元明两代更替之际，全国许多地区，尤其是割据势力方国珍、陈友定控制的地盘，大汉族主义复仇思想浓烈，在打击报复蒙古人的同时，排挤、打击、屠杀色目人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泉州发生亦思巴奚战乱后，陈友定乘机大肆杀戮色目人，迫使大批泉州回族逃离或更姓埋名。到明代初年，许多回回家族踪迹已不可考，因战死、隐姓埋名、避难等原因致使人口锐减，泉州及东南沿海一些地方回回从此几乎音信皆无，世界第一大港“泉州港”的衰败也始于此。

     在元代，回回人通过官职调迁，军队驻防、屯田、官营手工业局场、商业活动、宗教活动等因素，散居于全国各地，与广大汉人杂居同处，他们把带来的科技知识、民俗宗教等文化传人中国，并吸收各地的中国文化并加以发展，因而大大丰富并发展了中华文明，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元代，回回家族中不少人从第二、三代起，渐渐接受本地文化，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史家、思想家、曲家、翻译家、书画家，其成就令当时各界感到惊奇。作为著名画家、诗人的高克恭，善画山水、黑竹，其画和诗至今有存。还有元代回族诗人中最杰出者萨都刺，博经通史、历史、地理、河防、老庄之学，著作10余部之多的大学者赡思，在当时都有很高的地位。而通诸国文字、精历史典故、译著众多、著有《历代纪年纂要》的学者察罕，与关汉卿、贯云石齐名的散曲家马九皋、还有费费的书法、伯颜的著作、数贤、泰不华、沙班、伯笃鲁丁、买阎、吉雅漠丁的诗，了野夫的诗和画等，也都取得了较高成就。在元代的减开科以来，许多回族人中举人仕，其人数在蒙古色目人右榜中也都占有很大比例，在政治、军事、经济和科技各方面，均有突出表现。由于大量的回族工匠在官手工业中从事建筑、编织、武器、皮革、制毡、瓷器、金银器皿及酿造等业的劳作，所以在这些领域回回人均作出了杰出贡献。在丝织品和毡制品方面，回族工匠织造的“纳失失”是西锦的一种，嵌有金线和珍珠。颜色鲜艳，样式新颖，被视为珍品，是元朝宫廷皇室缝制宴飨礼服“只孙服”所需衣料。回族人扎马刺了率领工匠织造的“撒答刺欺”，也是西锦的一种，多用犬、兔毛仿西域丝织品而成，极为精美。回回工匠织造的“回回剪绒毡”也被列为上等品。在科技文化方面，回国人还从西方输人了天文历算学、医药学和音乐，回族学者扎马鲁丁曾制造浑天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天文仪器七种，并制有《万年历入元代观测天象的机构也以回国司天监和司天监同时设置。回回医药学在元太医院下，有三个机构，一个是广惠司，另外两个是大都回回药物院和上都回回药物院。回回医学家萨德弥实著有《瑞竹堂经验方》5卷，回族营养学家忽思慧撰成《饮膳正要朋卷，对饮食卫生、治疗及回回植物研究颇有价值。《元史·百官志》还记载了礼部仪凤司下有“常和署”的机构，“管领回回乐人”，乐队共分三队，由回族人用回回乐器来奏乐，用于宫廷祭飨、供奉及娱乐。在兵器方面，回族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制成了抛石器械，即“回回炮”，重达150斤，比中国原有的抛石机优良。为此元政府专门设有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正三品。在建筑方面，回回工匠对漠北城市及宫廷建筑均有杰出贡献，曾建造了以万安阁为中心的和林城和后来成为元朝阳都的开平城。尤其是著名的回回建筑学家亦思迭儿了对大都（今北京）的设计和建设，对明清北京故宫和整个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都发挥了积极的影响。另外，由于回族人在种族成分上具有多元性，因而在文化上也具有多元特色。来自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各族人，种族和语言各异，以阿拉伯文字为基础而创制的新波斯文回回字即成为当时回国人中通行的文字，也是国内通行的三种官方文字之一，回回国子监则讲授回回字和“亦思替非文字”(波斯文)。这些语言文字的统一，有助于回回世俗文化，诸如文字语言学、文学、史学、哲学、阴阳学、医药学、天文历算、地理学、工程技术等的形成和发展。元代是回回人壮大自己的时代，也是回回民族共同体主体形成的时代。元中期以后，回族人因为散居和受汉文化影响，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已不可避免。

济南的清真寺

（三）明清以来回族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所遭受的巨大的民族灾难

     明代是回族最终形成时期。使回族在中国本土上孕育成长了起来，形成了一个有着异域风格的新型民族。

     进人明代以后，回族人经过数几代人在中国本土上的繁衍生息，受文化、地理、气候等环境的长期影响，通用的语言中夹杂着大量波斯、阿拉伯语词汇的汉语。此外还有回辉语、康家语、河州话也是回族独有的语种。长期经商的回国人也开始有了长期稳定的居住区域，常常聚寺而居，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些稳定的居住区域，并不象其他古老的民族那样，共同孤立地生活在同一个广阔的地理环境中，而是以一个或几个村子，一条或几条街道为共同的居住区域，在这一区域中必定有一个或几个清真寺，由于有了共同的居住区域用么才有可能形成共同以清真寺为核心的社区文化，而这个文化就是中国回族文化，即聚寺而居是回族人民正常的生存权利。 “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见面三分亲”、“党护族类”、“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同类相遇则亲厚”、“固守其俗终不肯变”、“回回的亲甘草的根，越挖越深”、“回回的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回女不外嫁”……等等，这些都是古人对整个回族群体特征习俗的描述，一直沿袭至今，代代不息。回族风俗习惯的约定能够保存至今，也说明了一个新的民族这时已经完全成熟。

     由于时代是回族发展、定型的时代，所以这一时期有非回族人士融人回族。包括后期来华原籍为阿拉伯、波斯、西域突厥诸种回回。他们往往以“贡使’”形式进入中国，使团成员多达数百，有的贡事完毕返归本国，有的则侨居或定居中国，比如永乐间苏禄东王病逝山东德州，留其王妃和王子等10人留居守墓，但因苏禄王的后裔之间系直系近亲，不可以通婚，于是明朝廷专门从济南府历城县拨来夏、马、陈三姓回民，与他们相兼守墓、通婚繁衍，形成德州北营回族村。这时的开封犹太人因其习俗与回族相似，又以青布缠头，而被称为“青帽回回”或“蓝帽回回”（元代还把犹太人称为“术忽回回、加术速蛮回回”）。也因与回族习俗相似，一部分开始融人回族。这些后来融入回族的成分从人数来说，规模很小。明代是与回族人关系比较密切的朝代。民间有“十大回回保明”的说法，认为明朝江山是回回打下来的，而且有朱元漳御制“至圣百字赞”流传下来，有的中外学者甚至认为朱元璋本人就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兰教。说朱元漳是回族，明王室是否信仰伊斯兰教还存有争议，但说朱元璋和明王室与回族关系密切却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学术界一致的看法是朱元璋的马皇后（马秀英）本人就是回族，开国元勋多为回族，七下西洋的郑和也是回族，另外，明朝皇帝的近卫军也有很多回回，有史书记载：“豹房，多回人。” 所谓豹房，就是大内高手云集的地方。明朝王室的很多政策并非是歧视回回，而是出于国家统一和安全考虑。武宗也曾纳回回女为妃，在回人遍天下的时代，回族人在皇宫内院很多，因而皇室家族是否会在某些方面保留一些回族习俗甚至伊斯兰教信仰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也可以回答明史上的许多史料疑点，同时也说明了回族人在明代社会，尤其是明皇室中确有很大影响。当时在中国游历的西域旅行家详细记载了明朝王室的伊斯兰宗教生活习俗，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回族中的朱姓源自西域来华回回"阿鲁朱"、"秃朱"等的简化。而当时中国古人对猪的称谓是:豕、豚等，而非现在的猪。安徽寿县是回族聚集区，其中回族多为朱姓，当地人称“朱半城”。这些记载后来保存在奥斯曼帝国的皇家档案机构中。有待日后进一步考证。

     在明代，许多杰出的回族人物脱颖而出。东部有开国功臣有胡大海、冯国用、冯胜、常遇春、沐英、蓝玉、丁德兴等人，并出现了回族历史上第一个反侵略的英雄麻英，他曾在日本人侵朝鲜时赴朝作战，西北战场上则有抗击蒙古的达云等戌边名将。有明一代，最知名的当推著名的航海家郑和，刚直不阿的著名政治家、清官海瑞、反封建礼教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费，都以其杰出的成就显示了明代回族文化人的档次和水平。回族官员除海瑞以外，还有任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和清官孙继鲁。文化名人还有丁鹤年、马自强、金大车、金大舆、马继龙、闪继迪、马上捷、马锦等。值得一提的是，回族杰出的伊斯兰学者在这时涌现。除了经堂教育创始人胡登洲外，还有以汉文译著闻名于世的王岱舆、张中、伍遵契等人，他们的众多著作对回族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在科技方面，回回历仍然是明代主要历法，与大统历参用，陈友、赵荣先后主持过京城一些建筑项目，回回炮则演变成“金眼回回”，并被封为“大将军”号。

     由于明代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为了维护统治，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太祖颁布诏布，“复衣冠如唐制”，禁止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明律》规定，色目人不得同类自相嫁娶，如果违犯，打80杖，男女入官为奴。但这条规定在回族人中难以贯彻，只是表明统治者一种政治倾向，遭到了回族人的强烈抵制和反抗，因此，朱元璋无可奈何地说，回回人“往往群甚族类，崇其俗尚，祖其教习，却然不入吾中国之化，其所羁縻仅及其身而已”。明代初年，在肃州就出现过回族反抗明王朝的起义，正德年间，陕西回族曾举行过三次反抗斗争，嘉靖年间，甘肃会宁回族也给明政府以打击。尤其是明朝末年陕北绥德回族马守应，和张献忠、李自成举起义旗，成为李自成起义军“革左五营”主力之一，被李自成授予“永辅营英武将军”的称号，是明末全国农民大起义中杰出的回族将领，表现了回族人民不屈的性格。

     到了清代，回族社会政治地位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时期。这一时期回族的发展呈现出清末以前的进一步巩固、发展和清代末年大面积损失的局面。在明代的基础上，回族人民在全国各地扎根、分布。清代的回族经济与明代一样，具有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特点。回族农业已十分成熟，农业人口占回族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农耕方式与周围汉族相差无几。牧业以饲养牛羊为主，手工业以屠宰、制革、农产品加工、刺乡等为主，一些地方的回族还开发矿藏，发展矿业。商业作为回族的传统经济部门，这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回族商人的足迹遍及乡村和城市，内地和边疆，并产生了一些著名的回族商业集团，开辟了许多新的长途交通线（包括“西南丝绸之路”）。其经营的范围也十分广泛，一应俱全，以皮毛业规模最大，最具特色，出现了许多皮毛集散地。在政治舞台上，虽然回回官员也不乏其人，但就其职位和影响而言，在回族史上，已有每况愈下之势，其中以抗击侵朝日军而战死朝鲜的爱国将领左宝贵最为著名；在鸦片战争中，有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定海三总兵”之一郑国鸿和被誉为“奇男”的其子郑鼎臣；在八国联军人侵中国时，有抗击侵略军的总兵马福禄。文化上，汉文译著活动还在继续延深，经堂教育在全国普及，并出现了陕西、山东、云南三大学派，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回族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一批著名的回族学者以他们大量的著作对后世的中国穆斯林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如马注、刘智、马德新、马联元等人。另外，库不忍耶（一说产生于明初）、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门宦及其支派相继正式产生并在西北传播，一些教派冲突应运而生。这一时期，虽然回族社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但是还是产生了一批优秀的科学家、作家、诗人、学者，如丁拱辰、蒲松龄、马世俊、丁澎、孙鹏、蒋湘南、改菇等大量的回族文化名人。

     有清一代，特别是清朝中后期以来，清政府已日益腐败，强制推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策，在政治、经济、法律、官吏任用和各方面都对回族进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无理歧视。如法律规定，回民犯法处罚较其他民族为重。在犯法回民头上刺以“回贼”字样，以示侮辱。官方文件中屡将回族之回加上反犬旁，以示回族“不伴于人类”。清朝地方官吏对回族人民横征暴敛外，还常常挑起回族内部各教派之间、回汉之间相互的争斗，以图达到以汉压回、以回治国的险恶目的，有的地方（如云南、陕西）官吏甚至亲自布置和参加屠杀回民的活动，使回族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利受到极大威胁，因而必然遭到回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这其中，米喇印、丁国栋的甘州起义是反清运动的开始，还有贵州张凌翔、马河图、四川蓝朝鼎、蓝朝柱等人的起义。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杜文秀的云南起义和白彦虎等人的陕甘西北起义影响最为深远，对清朝的打击最为沉重，同时对回族社会的损失也最为巨大，举世罕见。从这里我们不难窥见回族人民刚直不阿，视死如归的性格和以左宗棠、岑硫英为首的反动刽子手们灭绝人性地进行倾族大屠杀的罪行。

     云南是回族较集中的地区。回族人民为云南的开发自元代以来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道光之后，欺凌、侮辱国民事件时时发生，而清政府往往处理不公，造成回汉仇杀。醒悟过来的回汉人民终于举起了义旗，把反抗矛头对准清政府，于是由杜文秀领导的以回族人民为主，联合汉、彝、白、傣、纳西、景颇、傈僳等族人民的武装起义终于于咸丰初年爆发，建立了大理政权，废除了清朝年号，制定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号召，革命满清”和“联合回汉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的革命纲领，规定了各民族之间一律平等的原则，并设文武职官，各司其职，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为安定社会秩序， 协调民族关系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并形成了波及全省的回族及各族人民反清运动，给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动统治以极其沉重的打击。后来在清军优势兵力和洋枪洋炮的进攻以及策反起义将领的阴谋下，轰轰烈烈的云南回民起义坚持了整整18年之后被反动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下去。清政府灭绝人性的本质在镇压回民的起义中也暴露无遗，比如清军夺取大理后，仍对大理城内及近郊起义军进行了血腥大屠杀，仅此一次回民被杀者就达10万余众，然后再把死者的耳朵和手剁下，装上几十大筐，送到昆明去夸功。所以有人估计，这次长期战斗死人总数在500万以上（据白寿彝先生文章，笔者估计这个数字也包括非回族死亡人数）。起义失败后，回族大量的财产被充公或被军官们占为己有，大量的人民流离失所，云南回族遭到了空前浩劫。许多回族的土地房屋被视为“逆产”，全被抄没，大都无立锥之地。一些回族子遗便纷纷逃出省外，有的还逃到傣族、彝族、白族地区定居，从而形成了今天的傣回（当地人称“波斯傣”）、彝回、白回；有的回族还逃到境外，其后裔至今还生活在东南亚各地。回族人民杰出的起义领袖和民族英雄杜文秀以其建立大理政权的丰功伟绩而被各族人民颂扬。

     在西北，回民起义首先是在陕西爆发的，而西北回民起义的爆发则揭开了西北近代史的序幕。陕西在同治起义之前是“汉七回三”，广大回族人民主要聚居在关中平原和陕北的一些肥沃之地，自古就有“关中八百里秦川是回回开垦出来”的说法，可见回族人民对陕西这块沃土的历史贡献。1862年，回民起义首先在渭南、大荔等地爆发，接着反清烈火迅速燃遍了八百里秦川，起义军组成了十八大营，在这次起义中，涌现出了陕西白彦虎等起义领袖。但回族遭受的损失，人口的伤亡和财产的损失都比云南惨重得多。仅陕西而言，除了极少数逃至西安城内和秦岭深山的近千回民外，几乎所有的回族都被屠杀或被驱赶，使昔日里清真寺遍布的八百里秦川竟无一清真寺幸存（除西安城内外）；陕北一些地方本是回族重要的聚居区，但经过起义之后，回族人口已荡然无存。因而清政府便不论青红皂白和是否参与了起义，统统把回族的土地、宅院、财产以“叛产”处置。昔日回回聚居之肥沃之地或日益荒凉了（如陕北南泥湾），或把外地（如山东）农民再重新迁人，分给“叛产”（如陕西三原等地至今人们的口语仍有山东味，与秦人不一样）。西北回民大起义的失败，尽管历史意义巨大，但回族人民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其结果对回族而言是空前浩劫，财产被掠夺，绝大多数人口被屠杀或在迁徙中身亡。为了生存，白彦虎等人被迫把一支陕甘义军的后代带到了俄国境内，从而才有了今天独联体的10万回族（东干）。

     尽管回族在历史上曾遭受过巨大的民族牺牲，但即使处在逆境中，回族人也是坚定的站在反抗外敌入侵的前沿，处处皆有自己出色的表现。在各代反抗外来侵略、保家卫国以及反封建专制统治的运动中，回族优秀儿女始终冲在最前列，以自己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赢得了各方爱国人士的高度评价。五四运动中有积极投身革命的先驱马骏、刘清扬、郭隆真等，为新中国的建立回族人民的无数英雄儿女抛头颅、洒热血，英名永载史册。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各地回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起武装队伍，有百战百胜、无坚不摧，驰骋在华北平原上的冀中回民支队，有转战沿海地带的渤海回民支队、东下抗日的西北马家军、回民骑兵团队、还有各省各区的组织的众多回民突击队，义勇军等等，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积极投入到打击侵略者的战争中，各地回族人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表现了回族人民自古以来的爱国主义传统，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涌现出了大批英雄人物，创造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一切都说明了回族是一个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伟大民族，是回族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当今，时代赋予回族人民的重任之一，仍然是传承和宏扬回族人光辉传统，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提高民族素质，遵纪守法、安定团结、和众兄弟民族团结友爱，把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到建设伟大强盛中国的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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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