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达师范启示录--冯今源

阿依涉

成达师范启示录--冯今源

1925年4月24日，成达师范学校在山东济南正式成立，迄今已经整整80个年头了。当时创建这所学校的前辈们，这所学校最早的一批学子们，今日大都已走入永恒的历史史册；这所学校本身也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与西北中学合并，组建成为北京市唯一的一所回民中学。前不久，北京市回民中学刚刚庆祝完她的80岁生日，向世人展示了他的骄人成果以及蓬勃朝气。在秋高气爽的今天，我们聚会于令世人向往的美丽泉城，细心品味这所著名师范学校留给人们的汩汩清泉，充分表达了对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与穆斯林教育先行者们的崇高敬意。然而，在我看来，重温成达师范学校所承载的振兴伊斯兰与穆斯林教育的伟大使命，体味我们民族先贤艰苦的创业历程，再现伊斯兰在中国发展与穆斯林教育的灿烂辉煌，发掘“成德达才”的真谛，为当代伊斯兰教育继续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应该是对先行者们的最好纪念。
无论是在伊斯兰历史上，还是在中国回回民族的历史上，成达师范学校无疑都是一座不朽的丰碑，它带给后人许多重要的启迪。
启示之一：中国伊斯兰教育必须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和培植国家意识
马松亭阿訇曾依据孙中山先生关于唤起回族人民参加革命的指示鲜明地提出：“我们知道促进回、汉的团结，培植回民国家意识，提高回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的精神，使恢复以前在国家的地位，是怎样重要的事情!而唯一的方策，养成时代的、适用的伊斯兰教阿訇师资，利用他的优越权威的地位，来领导他们，来完成这个使命，是我们夙夜匪懈的天职。成达师范学校就在这种信念下产生。” 可见，促进回、汉团结，培植回民国家意识，是成达创建者们要完成的重要使命。应该说，这种先进的中国伊斯兰教育思想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
伊斯兰在中国的历史上，爱国爱教始终是中国各族穆斯林的主流。对此，不应有丝毫的怀疑。自从回回民族形成后至今，回族人民就一直遵照“爱国属于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深深地爱着自己的祖国——中国，以自己的劳动、智慧、汗水乃至生命保卫祖国、建设家园，涌现了一批批名垂千古的爱国志士。从乾隆中后期起，清王朝加重了对回族人民的剥削与压迫；特别是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将中国人民推到有史以来最悲惨的境地，各族穆斯林更是处于水深火热的社会最底层。在经济方面，清政府对回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使广大回族人民生活濒于绝境。在政治方面，清政府对回族人民实行反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回族人民进行各种限制和极其残酷的镇压。更为恶毒的是，清政府为了分而治之，蓄意挑拨回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尤其是与汉族之间的关系，或以汉制回，或以回制汉，造成回汉相斗、相制、相克、相杀的不和谐局面。他们自己或则推波助澜，幕后操纵，坐收渔人之利；或者直接出面，对回族人民无情镇压，血腥屠杀，致使广大回族人民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面对着清政府这种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灭绝人寰的民族大屠杀，回族人民只有拼死奋斗以图暂存之一途。巨大的压迫力，造就了回族人民极强的革命性。他们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揭竿而起，斩木为兵，与反动的清王朝进行殊死的斗争。一次次的回民起义，一次次的农民革命运动，换来的是更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事实证明，封建专制主义是钳制人民思想的刽子手；而处于晚期的清王朝则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驯服工具。在这种环境的压迫下，“回民为保存本身的生命起见，由自立求进的状态，变成消极自守、不干外事的状态，放弃社会上的一切权力，专求宗教本身的推延，驯至养成回民仅富于宗教意识，而薄于国家意识。” 尽管也曾出现过左宝贵、马福禄等一些忠勇的爱国将领；但就整体而言，“回回争教不争国”的观念在当时还是相当普遍的。正如马松亭阿訇所说的那样：“回族文化的静止，国家意识的薄弱，对于回族本身，多少成功了不和汉族同化而使本身加强特性的结果。这种现象，消极方面减削中华民族整个的力量，另一方面促成回汉的反感，影响所及，真不是楮［chŭ，音楚］墨所能形容的了。”
孙中山先生对于回族的革命性曾给予高度评价：“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回族在中国历代所受之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亟宜从事于回民的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教以历代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使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的前途得一绝大之保障。且国民革命之工作，首在打倒帝国主义；但此种工作断非中国民族所可单独完成者，势须亚洲各弱小民族为密切之结合。亚洲弱小民族为波斯、土耳其、印度、阿富汗及阿拉伯，皆为回族组成之国家。此多数回族国家既具有强大之革命性，复受绝大之压迫力，今后势将团结一致以与欧洲之帝国主义相对抗，而促其覆亡。总而言之，中国的民族运动，非有回族之参加，难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国主义之工作，非有回族之整个结合，亦势难完成也。”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但中国的封建剥削制度并未寿终正寝，帝国主义势力依然在神州大地上为所欲为。他所提出的“五族共和”、“民族平等”，并未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依然存在，甚而至于有增无减。他所称赞的具有强大革命性的回族人民，并未真正享受到“信仰自由”和“民族平等”的甘果。“我回民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与蒙、藏族同，而中央各项待遇，独未使回民与蒙、藏族平等待遇，此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者也。”
冷酷的现实使一些先进的回族人士认识到，必须适应时代，转变观念，从自我做起，给伊斯兰教和回回民族重新定位。他们提出一系列新的观念：1、要把宗教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丁竹园先生大声呐喊：“保国就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无论哪一教，既是中国民，就当同心努力的维持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2、必须加强回、汉民族的团结，不必争论宗教的是非。要化除回、汉畛［zhěn，音枕］域，大家都是中国人，“各信各教，各享各自由，井水不犯河水，何苦无故的结怨为仇呢？”3、宗教必须改良。要振兴民族，必须改良宗教，否则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最终将被时代所淘汰。《醒回篇》的作者们提出：“教谊能随时宜以为变。”北京《正宗爱国报》则进一步提出：穆斯林要进行各种社会活动，兴办各种事业，只要“不悖教中重大的规矩就行了”，不必畏首畏尾，自缚手足。4、宗教改良必须从谋求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入手。认为，回民念书的人太少，念经的人太多，一般人对宗教仅有片面的了解，受其束缚太重。必须发展经济、文化、教育，“空谈宗教那是靠不住的”；应“专以谋普及教育之发达与教中人生计之稳固为宗旨，万不可与宗教混而为一”，寺院不要干预教育与经济生活。丁竹园认为：“念书最能兴扬教门，不念书最能败坏教门”；“但求教育与实业日见发达，宗教亦就自然的光荣了”。 在这种思想观念指导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邻翼、童琮、安铭、马六舟、王宽等一批教内先达，锐意兴学，相继在邵阳、镇江、宛平、齐齐哈尔、北京兴办了新式清真小学校，发起了近代中国穆斯林“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这一创举为以后在中国普及回民文化教育，提高民族素质，起到了先锋作用。
济南成为成达师范的摇篮，也不是偶然的。这里聚集着一批回族穆斯林的有识之士，更有一大批渴望摆脱回回民族一贫二愚落后面貌和社会地位的穆斯林群众。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爱国老人马云亭为首的济南穆斯林，就成立了“回教后援会”和“十人团”，与反动的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坚决不做亡国奴”的爱国口号。最后，马云亭等壮烈牺牲于反动政府的屠刀之下，而直接镇压与杀害他们的刽子手正是同属回族的济南镇守使马良。爱国志士的鲜血擦亮了济南穆斯林的眼睛，认识到要改变回民政治上被统治、经济上受剥削的社会地位，不仅不能单纯地以宗教信仰和民族成分划分敌友，而且必须大力促进回、汉民族团结，培植回民的国家意识，使广大回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国家强盛则民族兴旺，而民族素质的全面提升则有利于国家的强盛；民族素质低下会导致民族衰败，而民族衰败则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为此，就应改革旧的经堂教育，提高回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的优良传统，培养出一大批适应于时代发展与进步的回民领袖来。基于这种认识，济南当时的回族名士穆华亭先生在自费朝觐麦加归来后，即捐献私宅建成穆家车门清真寺，延聘马松亭等名经师，改革传统教育方法，并与济南道尹唐柯三，穆斯林文人法静轩、马绂［fú，音扶］生等一起筹办新式伊斯兰学校。成达师范学校的校名，取“成德达才”之意；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智识，阐扬伊斯兰教文化为宗旨”；将“恢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培养回民爱国爱教意识，促进回、汉团结为其重要目的。因此，在其课程设置上推陈出新，确立了全新的“支配课程的原则”，要求学生“要养成直接阅读国文及发表能力”；“要对中国史地、外国史地有概括的认识”；“要对于公民法律常识有整个的认识，并特重公民道德意识之养成”等。从中我们不难看到，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山东回族穆斯林先贤的思想觉醒与进步，才有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成达师范学校的诞生；而成达师范学校的诞生，也更进一步推动了伊斯兰教育与回回民族的发展与进步。
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重温成达师范学校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培养国家意识的经验，我觉得很有时代意义。这个经验告诉我们，新式的伊斯兰经院教育一定要继续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学习教育，培养出新一代爱国爱教的宗教事业接班人。
启示之二：中国伊斯兰教育必须有利于纯正信仰、坚定信仰，有利于伊斯兰教经学理论建设
成达师范学校是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产生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求伊斯兰要与时俱进。《醒回篇》的作者们提出：“教谊能随时宜以为变。”否则，穆斯林民族就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变化，最终将被时代所淘汰。成达师范以阐扬伊斯兰文化为宗旨，所以非常注重对于伊斯兰真谛的学习与研究。为此，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极其艰苦的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在争取外援方面，马松亭阿訇先后两次出访埃及，争得埃及国王福德一世、法鲁克一世的鼎立支持，得到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以及埃及朝野上下的协助与支持，将他们所赠的大量原版伊斯兰图书运回学校；邀请到赛依德·穆罕默德·达理、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非乐两位博士来华，在成达师范直接传授伊斯兰经学知识；派遣了第一班毕业生韩宏魁、王士明、金殿桂、马金鹏、张秉铎等5人，到爱资哈尔大学进修。
在校内，先后邀请王静斋、张子文、马自成、庞士谦、金吉堂、薛文波、王梦扬等一批信仰纯正、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穆斯林学者来校任教；筹建福德图书馆，邀请蔡元培、陈垣、翁文灏、朱家骅、白寿彝、王梦扬等27位教内外著名学者担任图书馆的筹备委员，向中外发布《征书启》，征集阿拉伯文、汉文图书典籍，以充实馆藏图书；邀请顾颉刚、徐炳昶、韩儒林、陶希圣、姚从吾、梅贻宝、冯友兰、张星烺等全国知名教授来校演讲，其演讲题目涉及“发扬伊斯兰文化和精神”、“宗教与科学”、“中国儒释道三教关系变迁的概略”、“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明对中西文化的关系”、“西北四省概况与回汉问题”、“青年的修养”、“中国历史上两位名人的事迹”、“福德图书馆之于伊斯兰文化及中国文化”等；组织学生演讲，题目涉及关于伊斯兰教道德的方方面面，如伊斯兰道德的标准，与五功的关系，经、训中对道德的指示，心与道德的关系，宗教道德之坚定信仰、服从主命、实践圣行，家庭道德之孝慈、礼节、夫妇，社会道德之扶持正义、亲爱、互助、团结、服从、信仰，伊斯兰道德与法律、经济、现代社会，后世与道德之关系等；创刊了《月华》、《成师校刊》、《成达文萃》等，组织广大师生认真研究和讨论有关伊斯兰教教义、教法的各种问题。
以马松亭为代表的成达师范教育家们，着眼于经学教育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从办学目标上，他们提出培养伊斯兰组织之会长、清真寺之教长、普通回民学校之校长等“三长制”的教育体制，突破了传统的培养清真寺经师的单一体制；教学方法取中文与阿拉伯文并授，使学员不仅学经，而且学习汉文化；教学内容增加汉语、国学、自然科学、历史、政治、体育等课程。
显然，上述这一切工作，适应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需要，开阔了成达人的学术视野，深化了成达人的伊斯兰学术水平，有利于对伊斯兰真精神的学习与发扬，有利于全体师生伊斯兰信仰的纯正与坚定，有利于伊斯兰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对于培养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新一代穆斯林精英做出了贡献。成达师范学校的这个经验是非常宝贵的，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继承与发扬。
如今我们生活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伊斯兰教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同时，新情况、新问题的层出不穷，也对伊斯兰能否健康有序地发展提出了严竣挑战。面对大好的发展机遇和空前的严竣挑战，许多教内专家呼吁加强中国伊斯兰教育。这是十分正确的。针对当前中国伊斯兰教育的现状，有些人曾提出各地经学院进一步规范化建设的五大任务：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逐步解决宗教课教师师资目前青黄不接的问题；2、统编宗教课教材，制定教学大纲，尽快改变教学中的随意和无序状态；3、搞好领导班子建设，配备既懂伊斯兰经典知识、又懂教育、还具有奉献精神的人进入经学院领导班子；4、搞好校风建设，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严肃校风校纪；5、进一步理顺经学院、伊协与政府宗教事务主管部门之间的关系，塑造好经学院自我形象，改变长期以来经学院在穆斯林群众心目中并不令人乐观的形象，争取广大穆斯林群众对经学院的支持。
这些意见极好，我非常支持。尤其是最后一点，即重塑自我、争取群众支持的任务特别重要。失去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支持，加强中国伊斯兰教育就成了一句空话。要做到这一点，经学院就须重塑自我形象，适应时代的需要、群众的需要。为此，我以为起码应做到以下两点：
１、加强经学思想理论建设。要破除安于现状、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搞好经学研究，不断探索创新，发掘伊斯兰教的真精神，去论证伊斯兰的真谛，在此基础上加强伊斯兰经学理论建设，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经学理论体系。这是积极引导伊斯兰与时俱进的一项重要内容。
近几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了教务指导委员会，大力开展“解经”工作，强调爱国属于信仰的一部分，要人们不断地完善自我，以积极的人生观和乐观主义态度，努力学习，勤奋工作，遵纪守法，建设家园，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统一，构建和谐社会，追求“两世吉庆”。这种“解经”工作是完全正确的，是一项固本强身的工作，有利于伊斯兰真谛的发掘与弘扬，有利于纯正信仰、坚定信仰，有利于穆斯林群众宗教素质的提高。但是，开展经学思想理论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事业，我们的道路还很长，还要做大量艰苦探索的工作，还会遇到形形色色的阻力与困难，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有必要将这项事业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各级伊斯兰经学院校应该成为开展这一事业的第一座平台。
必须强调的是，伊斯兰经学理论建设不等于宗教改革。宗教的基本信仰、教义、经典是不能改变的；须知，宗教的产生、发展、变革或消亡不是可以人为操纵的。
2、加强学风建设。经训固然要学，而且一定要学好、学精。但是，一定要继承先贤优良的学经传统，不搞教条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学习和实践伊斯兰教经训的基本精神和信仰要求。伊斯兰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在社会实践中的不断创新。《古兰经》在其23年颁降过程中，常常根据变化的形势，以新的经文取代一些旧的经文。这就是发展，就是创新。安萨里(1058-1111)时代“伊斯兰教的伟大复兴”，其原因就在于安萨里在潜心研究希腊哲学、伊斯兰教各派学说和苏非主义学理的基础上，一方面著书批驳伊斯兰教内部各种异端学说，对伊斯兰教各派教义、教律敢于提出疑问；另一方面则以信仰独一安拉为核心，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博采历代各派伊斯兰学说之精华，将苏非主义引入正统信仰，采用逻辑概念和思辨方法，论证正统教义，将哲学与宗教、正统信仰与苏非主义、理性与直觉内心体验加以调合，完成了艾什尔里派学说的最终形成，从理论上构筑了伊斯兰教正统的宗教世界观和人生观，把伊斯兰经院哲学推进到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安萨里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敢于否定传统和时尚流行思潮，敢于扬弃，敢于探索和创新，拒绝食古不化和教条主义。中国历史上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经学大师，之所以写出其不朽的作品，也在于他们既有继承也有扬弃和创新。学经训要学伊斯兰精髓，而且必须学深学透。但学得好不好，关键在于能否把伊斯兰真理用好用活，能否弘扬其真精神为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新贡献。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学风转变了，我们的伊斯兰经学思想理论建设加强了，我们的伊斯兰经学院教育水平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就会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社会需要、人民需要的伊斯兰事业的合格接班人。这样，我们的各级经学院才真正能够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欢迎与支持；才可以告慰那些为中国伊斯兰新式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成达人！ 　
冯今源：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社会兼职有：中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国海交史研究会理事、北京民族联谊会理事、北京伊斯兰教协会委员。1994年，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中国穆斯林朝觐团秘书长赴麦加朝觐。1990年获国家民委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和奖章；1993年荣获国务院颁发的特殊贡献奖及此后连年颁发的特殊贡献津贴；2002年12月，荣获北京市宗教界为“两个文明”做贡献先进个人称号及奖励。
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宗教、中国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育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基础,它在中国穆斯林形成、壮大和延续自己的宗教信仰,传承伊斯兰文化等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回族的伊斯兰教育而言,从唐宋时期回族先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口传心授”教育,到明朝中叶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经堂教育,再到20世纪初开始的以学校为重要阵地的现代伊斯兰教育,莫不显示出中国伊斯兰教育随着回族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的适应社会进步所迸发出的顽强生命力,从而也对回族社会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其卓越的成就和宝贵的经验及留下的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至今仍然影响着回族社会,并给我们很多的启示。

　　如果说明朝中叶经堂教育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标志着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宗教教育,从家庭教育转化到回族社会经堂教育的一次飞跃,那么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建于山东济南穆家车门清真寺内的成达师范学校,则是集宗教教育、民族教育和国民教育于一身的,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育一座丰碑的树立。成达师范从济南迁北京,再迁广西桂林,继迁四川重庆,后返北京的历史,也见证了现代中国多难的国事和伊斯兰教育艰难曲折的历程。我们说成达师范是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育的一面旗帜,不仅仅是它在教书育人、弘扬正道方面的成就,还有在该校的成长史上面对重重困难,不屈不挠,适应社会发展,培养时代人才的勇往直前精神。这也是今天我们纪念成达师范建校80周年的意义所在,是我们追忆“成达”往事,立志未来发展的坚强信念。

　　一、成达师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一系列以提倡文化教育和唤醒民族意识为内容的民族民主运动相继兴起。一批回族穆斯林中的知识分子,目睹和感受国家危亡的现状、民族不振的现象,以及宗教日渐衰退的实际情况,从民族内部和中国社会的深处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要振兴自己的民族,必须普及民族教育,进行宗教改良,唤醒民族自强意识,来推动回族社会的向前发展。其中振兴回族穆斯林教育被视为首要任务,1906年在江苏镇江成立的“东亚穆民教育总会”(后称“东亚清真教育总会”)提出,成立此会的目的“盖欲为中国全体回教谋教育普及”;1907年,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回族学生创立的“留东清真教育会”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宗旨;1912年王浩然阿洪在北平发起成立的“中国回教促进会”本部通告中提出:“世界大势注重教育,不足以图存,遂即提倡兴学。”当时在各地成立的回族文化团体也纷纷提出重视回民教育,启发回民知识,克服过去那种“多读书即远教门”的陈旧思想。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支配下,一股办校热潮在回族知识分子的倡导下兴起。

　　1906年,童琮在江苏镇江创办“穆源学堂”,1907年,马邻翼在湖南邵阳创办“清真偕进小学”,1908年,王浩然与马邻翼等在北平牛街创办“京师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后又在三里河、花市、教子胡同、海甸镇各设小学一所。所聘教师,“皆南北知名人士”,其影响逐渐扩大至各地。在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新的回民教育模式也逐渐兴起。湖南回族人马邻翼到甘肃任职后,联络了在甘的回族穆斯林知名人士,于1913年筹办了以促进和发展甘肃回族教育为宗旨的“兰州回教劝学所”,并在兰州回族聚居区开办了5所回民小学,在兰州毗邻的皋兰县也成立了“回民劝学所”,兴办回族教育,使甘肃回民以念书为当差、“富家子弟觅代读”的局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转。在宁夏,张禹川于1913年在固原县城设立“固原清真第一高初两年学校”,马福祥于1918年前后创办49所回民小学和1所“蒙回师范”。青海于1922年成立“宁海回教教育促进会”,在回族、撒拉族聚居地区,创办新式的穆斯林学校。而成达师范的创建,则开中国伊斯兰现代教育中创办中等学校的先河。此后,在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相对集中的地方,先后创办了山西晋城的崇实中学(1926年),浙江杭州的穆兴中学(1926年),上海伊斯兰回文师范(1928年),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1928年),云南昆明的明德中学(1929年),北平的西北公学(1929年),湖南邵阳的偕进中学(1931年),青海西宁的昆仑中学(1932年),宁夏的中阿师范(1934年),北平的新月女中(1934年),青海西宁的宁海回教促进会第一附中(1934年)等。这些中等教育的学校中,既有宗教知识与普通文化知识兼学的师范教育,也有争取回族妇女接受新式教育的新月女中和具有回族职业教育雏形的崇实中学。

　　中国回族穆斯林社会,经历数百年的经堂教育后,以适应社会进步与发展而出现的这些现代伊斯兰教育的中等学校,无疑对推进回族的现代教育,促进回族社会与时俱进,起到了空谷足音的作用。

　　成达师范作为中国回族社会现代伊斯兰教育中等学校的开拓者,其创建和发展也是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出现的。成达的创办者们当时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成达兴办的必要性。成达早期创办人之一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马松亭">马松亭ersonName>先生,在《禹贡》半月刊第5卷第11期,撰文《中国回教与成达师范学校》,专门谈到了成达创办的时代原因。在外部环境上他认为:“回族文化的静止,国家意识的薄弱,对于回族本身,多少成功了不和汉族同化而使本身加强特性的结果。这种现象,消极方面减削中华民族整个的力量,另一方面促成回汉的反感,影响所及,真不是楮墨所能形容的了。……基于这种教训,我们知道促进回、汉的团结,培植国民国家意识,提高回民文化,发挥回族固有的精神,使恢复以前在国家的地位,是怎样重要的事情!而唯一的方策,养成时代的、适用的回教阿洪师资、利用他的优越权威地位,来领导他们,来完成这个使命,是我们夙夜匪懈的天职。成达师范学校就在这种信念下产生。”
就内部环境和回族本身的原因,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马松亭">马松亭ersonName>先生认为:“中国回教也凭着经堂教育延续千余年的生命。不过,课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对于义理典籍比较少些。至于社会常识、公民常识、自然、史地以及国学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阙如。所以这种教育,谈不到什么时代精神,国家意识,无形以与中国社会隔绝,造成独善其身的局面。这种弊端,是很显然的。基于这种认识,更坚定我们创办改良回教师范教育的信念。”这些认识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回族知识分子从自己民族内部和中国社会的深处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要振兴自己的民族和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必须普及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教育,进行宗教改良,唤醒民族自强意识,来推动全民族的向前发展,与各民族立于同一个水平线上,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拓祖国的新天地。成达师范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肩负着振兴社会和民族的双重重任应运而生。

　　二、成达师范爱国兴教的时代特征

　　成达师范自创建至民国结束的24年,正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内忧外患不断,偌大的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的时期。因此,成达师范也如一叶小舟,在风雨飘摇中艰难跋涉。但成达师范一直坚持高扬爱国的旗帜,坚持办学理念,伴随时代的脉搏跳动,走出了一条以教育兴国兴教,培养穆斯林可用之材的崭新之路。在24年的办学中,以适应时代需要,适应弘扬伊斯兰文化需要的特征贯穿始终。

　　成达师范的创建,“以造就健全师资,发展回教文化,恢复回族固有精神,增进回民对于国家的效能为目的”。该校总章第二条中明确写道:“本校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施行师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师资,启发回民知识,阐扬回教文化为宗旨。”这里把国家的需要和利益列在首位。迁到桂林后招考阿洪专修班学生简章中也写明招收专修班的目的在于“应时代之需求,以造就经汉兼通阿洪之目的”。以当时社会的需要而培养专门人才。在成达师范建校10周年纪念时,《月华》杂志记者在“时事述评”栏目中,也谈到成达建校的缘由与国家振兴息息相关。述评中写道:“欧洲人势力东来之后,数千年来之中华古国,竟沦为次殖民地国家;文明社会悉遭崩溃,以致中国回教,亦随之而江河日下,不可终日;此情斯境,识者莫不痛首,故数十年来,吾教志士,奔走呐喊,以谋挽此危急;虽各人见地不同,途径殊异,而强半咸以为举办回民教育,振兴宗教,巩固国基,挽救民族为要,此即成校之所由设立也。”

　　特别是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处于危急的时刻,成达师范的决策者们和广大师生,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气节。抗日战争期间,北平失守后,时已迁往北平的成达师范,不堪忍受日军的血腥统治,密商外迁,“避免做文化的俘虏”。日本北平当局“令人示意,愿助以经费,俾早开学。后又易利诱为威胁,危词恐吓,敝校始终不为之所动”。师生们化装出北平,分两批转道湖南衡阳到广西桂林,继续坚持办学。由成达师范主要负责人参与创办的《月华》杂志,也一直坚持爱国兴教的立场。王梦扬在《月华十年回溯》一文中写道:“《月华》本来是个主张兴教建国的刊物,自‘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环境日非,立论极感困难,既不能显触当道之忌,又不能违背本身立场,致使这纯洁的刊物,在愚劣的氛围里,勉强的过了几年,及至‘七•七’事变发生,《月华》不能不自动停顿,而敌人方面,迭次派人促使复刊,但主持人迄不为动,于万分艰困之中,又随着成达师范学校迁到桂林,重与教胞见面。”从一份民间的刊物办刊立场和原则,不难看出当时回族穆斯林万众一心,从社会的各个层面参与抗战的信念和决心。时为成达师范校长的唐柯三,对学校爱国兴教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在桂林清真古寺欢迎成达师范学校迁桂林大会答词中,以“成达师范学校之缘起及迁桂之经过与意识”为内容,比较系统地谈到了成达师范的办学经历和主张。他谈到迁往桂林的意义,“简言之,就是服从教义,保全人格,不甘在敌人的利诱威胁下苟安屈服,保存回民教育的一线曙光,树立回民抗敌的风声”。对培养经汉双兼的宗教专门人才,他认为:“回教本义,本重求知,穆圣有云‘求学在穆民男女上是天命’!所谓求学者,系知一切学问而言。若生为中华国民,而不识中华国文,已违圣训之旨,乃反谓读书为违背教义,有理乎?”关键在于“应时代之需要,惟有速谋造就开明阿洪之一法耳”。对于中国穆斯林的爱国精神,他慨然而言:“我国回民不下五千万(原文如此——引者)众,实为中华民国之重要成分。穆圣云‘爱护国家,属于信仰’。吾人既知爱国为信德之一,即应尽我国民之两重责任。当此全面抗战之时,凡我回民,既不能悉赴战场,执干戈以卫社稷,应如何遵奉教义,努力教育,以激发爱国思想,充实救国力量,为国家后盾。”唐柯三的讲话不但表达了成达师生的爱国之情,亦反映了回族穆斯林对抗战的立场和决心。所以,在成达师范的历史中,教育成就固然令人称道,但其始终坚持爱国兴教的精神和与中华各民族共赴国难的气节,更被后人所敬重,尤其在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这种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三、成达师范适应社会进步的教育实践

　　成达师范在中国现代伊斯兰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对回族穆斯林的影响可载入史册。究其根由,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成达教育适应社会的发展,勇敢地对旧有的传统伊斯兰教育进行改革,开拓出伊斯兰教育的新天地;二是根据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实际状况需要,培养穆斯林社会的可用人才,并在各行各业中发挥作用。1938年4月在桂林《月华》复刊号“月华论坛”栏目中,谈到成达师范的特点时就指出:“成达师范不仅是造就经汉兼通的宗教及教育人才,并且应当是造就在三民主义领导下富有国家意识的有为有守的人才。”而传统的伊斯兰教育主要是在清真寺里招收满拉(学生),由阿洪专门讲授伊斯兰教教义、进行单纯的习经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培养宗教职业者,延续穆斯林的信仰和伊斯兰教的发展,但对回族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作用甚微。这种教育只拘泥于教义的讲解,囿于清真寺里进行,一般群众既不懂经文,也不懂汉文,回族文化也仅仅体现在伊斯兰宗教文化上。马松亭阿洪曾感叹地说:“回民……自立求进的状态,变成消极自守、不干外事的状态,放弃社会上的一切权利,专求宗教本身的推延,驯至养成回民仅富有宗教意识,而薄于国家意识。”而成达等学校所倡导的现代伊斯兰教育,提倡中阿文并授的教育方式,培养兼通中阿文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他们用汉文讲解伊斯兰教,翻译《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教经典,极力做到通俗易懂,以阐扬伊斯兰教的真谛,丰富和发展中国伊斯兰文化。对以往“学习汉文化等于随了‘汉教’”、“越念书越离教门远”的旧观念也予以很大的冲击和改变,使宗教教育开始向民族宗教结合的教育,乃至社会普及教育发展。对于接受现代伊斯兰教育的年轻一代回族穆斯林来说,在学校里不但学习阿拉伯文、汉文和伊斯兰教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汉文,学习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的知识,使其视野开阔了,接触的领域宽广了,头脑中思索的问题也就深化了,进而促进了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和民族团结思想的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