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爱国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济南的清真寺

　 　　回族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民族，和平时期建设国家，危机时刻保卫国家。 　　 　　一、回族爱国主义理念的主要内涵 　　 　　1．热爱家园。回族是在中华土地上生活了千百年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祖国是回族的载体，是其家园，是其栖息地，民族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国与族的关系，就是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亡，民必然沦为亡国奴，丧失做人的自由与尊严，受尽人间一切屈辱，正如人类历史上(包括当今世界上有些国家)所演出的一幕幕悲剧、闹剧、惨剧一样。故爱祖国就是爱民族，维护祖国利益就是维护民族利益，这是回族爱国理念的最朴素的感情基础，是用不着讲大道理、用不着深奥的理论就能明白的事情，正如回族所崇敬的圣人穆罕默德先知所言：“你们要爱你们的家园，犹如鸟儿爱其巢窝一样。”千百年来，回族深深地眷恋着他们世代生息的中华热土，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凝结着他们的汗水、情感和智慧，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负载着他们的历史、足迹和生命。“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与这块滋养他们、哺育他们的水土有着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割舍不掉的感情，一种无法忘怀、如影随形的恋情，他们深爱着这片沃土。只是回族爱国的方式与众不同——她把对祖国的感情深埋在心底，在太平盛世几乎不用直白的语言歌唱祖国、赞美祖国，只是默默耕耘，细心呵护，但关键时刻，她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为祖国献出一切，牺牲一切，乃至生命。 　　2．“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回族的爱国理念在不断升华、不断成熟——从最初的热爱家园，到古代的“顺主忠君”，再到近现代的“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爱国主义的情感是各民族都拥有的一种健康的情感；但把爱国理念提升到信仰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却十分罕见。尤其是清末朝廷丧权辱国，官吏贪污腐败，政治极度黑暗的情况下，回族受到民族压迫、宗教歧视和屠杀、驱赶、迫害的情况下，在外敌入侵、国家处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在当时代表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不但不爱自己的这一群臣民而且严重伤害他们的情况下，回族还能够一如既往地热爱这个国家吗?这个肉体和心灵的创伤还没有愈合的民族能够超越自身的苦难、恩怨和是非，继续呵护这个满日疮痍的家园吗?她能够看清当时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而不做出错误的选择吗?回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并且以卓越的表现经受了历史的考验。 　　在清末民初国家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代表社会良知的回族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渊博学识、真知灼见和对国家、对民族、对历史高度负责任的精神，站在时代的前列，把握方向，对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述，大大丰富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内涵。1907年，京津地区的回族知识分子丁宝臣、丁竹园兄弟先后创办《正宗爱国报》、《竹园白话报》，大力宣扬爱国思想，发出“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呼唤。而清末留学日本的回族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发表了一系列激发爱国感情的文章。如有的文章指出：“国家如个人(躯体)”，国家内部无论人们的职业“与夫其种族之或满、或汉、或回、或蒙、或藏，而其所以为组织国家之分子则一”。“国家之进行无异车轮之进行；国家进行在国民，车轮之进行在齿轮……我教亦中国之国民也，譬诸车轮，亦车轮之齿轮也，示弱点以停滞中国前途之进行，其可乎?”强调每个中国人担负起国民的责任，“痛痒相关，彼此照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但中国的命运并没有彻底改变，国家仍处在危难时期。1929年创刊的《月华》杂志上发表的许多文章则对爱国主义作了更精辟的论述。如《中国回民宜具国家之观念》一文分析回族的形成、发展以及回族与国家的关系：“须知吾人以中华民族而信仰回教，其间固有先世来自西方为纯粹之回族者，夫侨居三代，即列县籍，此明清法律所规定者也，况远隔千余载以上之土著者乎?……为今之计，惟有使吾中国大多数回民同具国家的观念，于此时期推广学校，以倡导教育，俾青年子弟于儿时，灌输宗教之常识，培植国学之根本，以发达青年之国家思想，胥明了爱教不忘爱国，爱国亦不忘爱教之主旨。国强则教兴，教昌则国治，息息相关，表里并重……中华频年多故，灾祸侵寻，正千钧一发之会，五族人民，宜努力共同挽救，尚可图存于优胜劣败之世。”当时，不光普通知识分子宣扬爱国爱教，而且很多阿洪也引经据典地阐述国与教的关系，如著名阿洪王静斋在《月华》发表题为《谨守回教与爱护国家》的文章，他说：“阿拉伯文之卧代尼(Watan)，亦即居所也……阿拉伯人尝说，爱卧代尼是属伊玛尼(信仰)。直译之，为爱护国家，为穆民(有信仰者)所应有。或谓此语发自穆圣，确否我不敢知。但是，以此足可以证明吾侪穆民，不仅当遵守回教道理，且当爱护国家也……据说，父母之邦，各有维护之责，一旦不幸财产被夺，妻子离散，尤当振起精神，与强权者相奋斗。不此之图，止知斋拜，不问其他，而不独以国破家亡为耻乎。……一旦有人向尔问及应如何对待国家，则曰，国家为吾辈国民同胞之生死地，食毛践土之区。吾人为巩固国本计，自当相亲相爱，国家可借此亲爱，达到最高之地步。既可保旧有之势力，且得增加若许之尊严。国民最应尽之义务，首推生命与财产。为国将挺身冒险，皆利国利家之道。遇难苟且，贪生畏死者，能得自由之生存乎?人人不免一死，为国捐躯者，其人虽灭，而其命永存于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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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回族的一种爱国理念，而且是他们的指导思想，是他们的行动纲领，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在近现代以来当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的紧要关头，他们挺身而出，共赴国难，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到抗击八国联军，再到抗日战争，每一次抵御外辱的第一线都有他们伟岸的身影和战斗的足迹，不知有多少回族英烈血洒疆场，为国捐躯，正如近代著名学者金吉堂在《中国回教史研究·清代之回回》中所说：“光绪甲午，中东之战，左宝贵殉国平壤。庚子年，马福禄、马海晏捐躯北京，皆以忠烈震当时。” 　　3．各民族一家亲。爱国主义应该是一种健康的感情。爱国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宣言，也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很具体的行动和行为，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块沃土上的不同民族和 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群的问题。在这方面，回族提出了非常明确的主张，即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是一家人，应该相亲相爱，情同手足，团结友爱。这种主张与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千百年的“华夷之辨”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形成鲜明对比，显示出回族的包容精神和广阔胸怀。甚至清末民初“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革命排满”的口号铺天盖地的时候，回族仍然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她虽然对曾经惨杀、驱逐、迫害过他们的清朝统治者进行反抗，但并未因此憎恨所有满族，她能把压迫他们的清朝统治者与普通满族老百姓区别开来，对满族老百姓抱有同情和友爱的态度。回族精英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个民族都是其中平等的不可或缺的一员，尤其在国家危机关头，更应该团结一致，和衷共济，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放在首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请看当时的留日回族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所发出的不同凡响的声音。该刊发刊词面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任人宰割，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危机状况，指出：“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境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于尽。盖同国如同舟，乘组员之种类，无论其为黄为白，至于舟坏覆没，则其被难一也。以是而言，种族虽殊，以同国之故，则一国之盛衰强弱，莫不直接同受其影响。”又掷地有声地说道：“中国今日之形势，四面皆敌，非协力同心，化除种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合四百兆人之脑髓而为一大知识，合四百人之资产而为一大经济，合四百兆人之体力而为一大陆军，否则分崩离析，有瓜剖豆分之患。”接着回族知识分子用回族先辈对祖国的伟大贡献来激励当时的回族青年，说：回族“良臣猛将代不乏人，伟业丰功，足以争光历史，流芳千古”，“今者欧风骤，美雨狂，边云急，岁月寒，愿我教青年子弟、志士仁人作尔气，奋尔力，从学武备，负笈戎行，上而报效国家，下而援拯苍生”。这是何等的政治觉悟和爱国情怀啊!这又一次证明，这个平时不会唱赞歌的民族尽管有一些小毛病，但大事不糊涂，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危机关头，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 　　4．维护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在回族看来，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是不可挑战的基本原则，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损害，既不能威胁也不能利诱，无论国内外的别有用心者采取何种手段，都不能上当受骗，更不能动摇。这一点，回族绝不含糊，从历史实践来看，既经受了威胁的考验，又经受了利诱的考验。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帝国主义者图谋蚕食西藏，试图用各种卑鄙手段侵占我国领土，1913年10月至1914年7月，在北洋政府、西藏、英国三方代表参加的印度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唆使西藏代表首次公然提出“西藏独立”，并强调西藏疆域包括青海南部等大片西藏之外的区域，丧权辱国的《西姆拉条约》随即出笼，袁世凯称帝心切，为急于获得英国等列强的外交承认，在国家主权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已经草签了条约。而当时的甘边宁海镇守使兼青海蒙番宣慰使马麒在事关西藏前途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态度坚决，与北洋政府的妥协退让的卖国行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艳电”，指出：“西藏本中国属土，吾国苟有一息生气，所有划界会议，应从根本否定。此约一签，终古难复，大好河山，一笔断送，凡属五族，谁不解体?事关国事存亡，此而不言，将使他族谓中国无人，麒实耻之，麒实愤之!是以披肝沥胆，沥血以告。”马麒“艳电”严斥了中央政府的怯懦退让行为，遏制了西藏上层亲英集团的分离倾向，挫败了英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为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立了一大功。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国的回族同胞以各种形式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在南京出版的回族刊物《突崛》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全国的同胞们，事急矣!国危矣!大家赶快起来，与敌人做殊死斗，还我河山，救亡图存，就此一举。”大敌当前，回族同胞，一呼百应，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有的冲锋陷阵，英勇就义；有的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有的口诛笔伐，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不但在侵略者的枪炮面前，英勇顽强，视死如归，而且面对日本人的利诱，也不为所动，坚决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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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见回族不吃硬的，便来软的。日寇企图利用清末回族所受到的满汉统治者的欺压和屠杀以及由此而来的屈辱心理，利用20世纪30年代一些报刊所引发的“辱教案”造成的回汉民族矛盾，利用马家占据西北以及马家与蒋介石集团之问的利益冲突，总之，想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矛盾，试图挑拨民族关系，瓦解民族团结，破坏国家统一，达到“分而治之”的罪恶目的。“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多次派浪人、特务到西北甘宁青和相邻的蒙古阿拉善旗、额济纳旗活动，建立特务据点；1937年10月7日，日军占领包头，成立所谓“包头回民支部”和“西北保商督办公署”，拉拢回族人士，许诺成立所谓“回回国”。但回族同胞软硬不吃，纷纷揭露日寇的阴谋，如《回教大众》1卷2期刊载的甘宁青抗敌救国宣传团《告全国同胞书》，旗帜鲜明地指出：“暴日要灭亡我们的国家，处心积虑，已非一日，他的方法是制定以华制华的政策，用尽种种阴谋，挑拨我们国家内乱，离间分化我们整个民族的团结”，“假借回民名义”，“实施其侵略计划”。表示：(一)决不与日本人妥协!(二)决不向日本投降!(三)决心铲除一切伪组织!(四)联合回教同胞共同杀敌。西北“五马”虽然有反共的一面，但在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问题上，旗帜鲜明，态度坚决，抗日立场日渐坚定。马鸿逵于1937年7月派员取缔了额济纳旗特务机构，还抵制了日军头子板垣对马家的策反。马鸿宾于1938年5月率八十一军赴绥西抗日前线，重创敌军。马步芳也派马彪率骑兵第一师三个旅8000余人赴中原地区，杀敌1000余人。回族宗教界人士则利用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以独特的方式进行抗日斗争。如宁夏著名阿洪虎嵩山撰写抗日祈祷词，谴责日寇的侵略行径，祈求中国早日获胜。该祈祷词向各清真寺广为散发，起到了坚定意志、鼓舞斗志的作用。与此同时，当时的穆斯林社会贤达利用与中东及东南亚国家宗教和文化上的渊源关系，组织访问团，从事民间外交，向这些国家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争取其理解和支持。如达浦生阿洪对阿拉伯国家、印度、东南亚国家的访问，由王曾善、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组成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和马天英、吴建勋、马达五组成的“南洋访问团”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有力地配合了国内的抗日斗争。另外，当时在埃及留学的中国穆斯林学生，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正义事业，在阿拉伯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可谓拳拳赤子心，悠悠报国情。 　　5．重视教育，培养优良国民。爱国不但表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甚至为国牺牲，而且还体现在平时重视教育，开发自身潜能，提高自身素质，把自己塑造成优良的国民。回族中的许多有识之士深知只有一腔爱国热血，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具备平时建设国家、战时保卫国家的本领，为此，必须重视教育，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创办近代新式教育就是一个具体的行动。 　　众所周知，回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重视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即经堂教育)，这两种教育方式对于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准和文化素质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尤其到了近代，社会出现了大发展、大变革，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越来越多样化、专门化，单纯的家庭教育和宗教教育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多种需求，回族有识之士认真思考，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出发，探索出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这就是近现代新式教育。清末民初回族社会贤达纷纷鼓吹办新式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如有人指出：“人而智力强矣，战于商、战于工、战于农，无所往而不占优势；人而智力弱也，为商败、为工败、为农亦败，无所往而不归于劣败。”“有教育者昌，无教育者亡；旧教育者死，新教育者生。”但在当时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国民教育尚不普及，政府对教育重视不够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民智呢?是等、靠、要，还是自力更生，另辟蹊径?回族有识之士作出了回答：“我之子弟，我教育之，其义不容辞，其责无旁贷。”“愿我教同胞，富者捐其资，贫者出其力，智者出其谋，才者竭其思，强有力者则倡导而督率之。设堂焉，聘教席焉，购书籍焉，置模型焉，聚子弟而教育之。修身也，伦理也，教之以端其趋向；文学也，技艺也，教之以高其心思；历史也，地理也，教之以启其爱国；数学也，理化也，教之以广其才能。教之体操，以强健其身体；教之游戏，以活泼其脑筋；教之博物，以增进其知识；教之宗教、哲学，以博大其心胸。”这种呼吁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响应。20世纪初，王浩然阿洪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回文师范学堂和清真第一两等小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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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王浩然、马邻翼等发起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人士，用团体的力量推动教育的普及。紧接着，全国各地都纷纷办起了教育促进会，通过促进会联络地方军政人物、实业家、社会贤达和宗教界人士等各界力量办小学，有的地方还办了中学和中等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急需的各种人才，为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回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入学率、巩固率、毕业率不断上升，在教育改革、大学收费的新形势下，成千上万的家长尤其是贫困家庭仍想方设法如外出打工、省吃俭用等，坚持送子女上大学，很多人还完成了硕士、博士学业。同时，回族社会捐资助学，已蔚然成风，不但许多企业家慷慨解囊，而且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给予了力所能及的支持。有些地方，还成立了民间的教育救助会，致力于救助那些学习成绩优秀但家境贫寒的学子，如青海回族撒拉族救助会等。 　　6．发展经济文化，振兴中华。回族从自身经历中，从1840年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从美国独立战争、法国革命、日本明治维新等国内外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深切体会到各国、各民族之间竞争之激烈，体会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具有一种高度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发展经济文化，振兴中华，成了绝大多数回族成员的共识。这种共识反映在20世纪初回族留日学生所办的刊物《醒回篇》创刊号等相关报刊中，其中《醒回篇》中有文章指出：“当兹时代，凡夫蠢生蠕动，莫不日呈进化之观，何也?迫于竞生争存而然也，况于吾人之身……又如凡百技艺，莫不日新月异而岁不同，随世界文明而俱进，何也?以适于现时代之要求也。”有的文章对形势则一语道破：“呜呼!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同人乎，抑知二十世纪，乃个人竞争、种族竞争、国家竞争、学问竞争之舞台乎?”说到发展经济，回族不光重视商业经济，而且对工业尤其对近现代工业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873年，兴顺和商号总经理马启祥先后成立“云南锡务公司”和“东川矿物公司”，引进德国先进技术和机械，开采个旧锡矿和东川落雪铜矿，取得很大成功，成为中国最早的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之一。1907年至1917年问，河南回族魏子青在开封、郑州、洛阳等地先后筹办“普临电灯公司”、“普照电灯公司”、“照临电灯公司”，对河南电力工业的发展贡献卓著，被誉为河南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先驱之一。回族在改革开放以来为发展经济，活跃市场，丰富商品，促进流通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有目共睹。回族在科技文化上也为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天文历算到数理化天地，从医学到航天事业领域，从文学到史学到哲学到法学……各个学科，都有回族的一席之地。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百年前，回族思想界就十分敏锐地意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综合国力的竞争，其中文化力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有文章指出：“今日世界，竞争剧烈之世也，善争者存，不善争者亡，善争者生，不善争者死。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争本于学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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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回族爱国理念的现实意义 　　 　　由上可知，回族爱国理念内涵丰富，底蕴深厚，只要发挥得当，在新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回族的爱国理念，对于增强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具有重要价值。进入21世纪，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不断地与时俱进，必须不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认同”是属于人的心理层次的感情和认识，又称“归属感”。这是人心问题，是人思想认识的深层次问题，因而也是最基础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民族凝聚力的基础，民族凝聚力主要是由“认同感”和“亲和力”构成，没有认同感，是不可能有凝聚力的。而回族关于“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理念，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在新形势下，对于增强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2．有助于维护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有朝一日资源将在各国自由流动，这正是人类梦寐以求的大同世界。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决定一国事务的还是国家主权，左右一国政策的还是国家利益，民族国家不仅不会消失，而且外来干涉越大，反弹越强。 　　当今世界，美国一霸独强，全球化也叫得最响，借口“人权高于主权”，企图实现全球美国化。对于中国来说，国家主权具有特殊重要性。由于在反恐、反伊、朝核问题上搞得焦头烂额，美国决策者不得不与中国进行某种暂时的策略性的合作，但只要腾出手来，总是千方百计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特别是利用台湾问题制衡中 国，阻挠统一，有时在民族问题上大做文章，企图分裂中国。在回族的爱国理念中，把国家主权与祖国统一置于很高的位置，神圣不可侵犯，这对于防范和抵制西方有些国家的“和平演变”，提高警惕性，维护国家主权和祖国统一，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3．有助于增强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和谐发展，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包括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已成为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民族团结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小康，民主更加完善，法制更加完备，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接受良好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人与自然更加和谐，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足、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只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回族关于各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理应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同心同德，共同致力于振兴中华的理念，对于巩固和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万众一心，搞现代化建设，使我国成为综合国力强大的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4．回族精英提出的“学战”理念，对于增强我国的文化力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文化作为一个传统概念，长期以来被囿于纯意识形态层面来认识和理解，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误区。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文化对经济基础和社会物质生活的反作用更加明显地表现出来，它与经济的一体化趋势逐渐演变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国际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文化力的竞争，综合国力的增强需要有文化力的支撑。“学战”理念是回族思想界在100年前提出的，这种高见，放到100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超前性、前瞻性，“学战”不就是今天学者们所津津乐道的国与国之间“文化力”的竞争吗?不就是“软实力”的较量吗?当今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强大何止体现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不也体现在文化力上吗?不也体现在“软实力”上吗?要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岂能只在GDP(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上做文章?尚须在增强文化力上下工夫。文化力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内功”，只有练好内功，才有底气，才有后劲。文化力何止是科学技术?还应包括国民的精神状态、人文修养、社会公德、法治意识、审美意识、环保意识、诚信意识、责任意识、国家观念、公民意识、终极关怀，以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亲和力、民族的凝聚力等等。毫无疑问，回族思想界百年前所提出的“兵战、商战，其争本于学战”的理念，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明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