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入临夏市及延续初探

史鉴

伊斯兰教传入临夏市及延续初探
马维良
临夏市位于陇中高原西端，黄河上游谷地，因紧临黄河支流大夏河而得名。历史上曾称 罕、河州、导河。“河州控扼番戎，山川盘郁，犄角河西，时掖陇右”，一直是丝绸南道的必经之地。它的重要地理位置曾经对伊斯兰教的传入起过重要作用。临夏不仅是陇右的一个商业和文化中心，而且有“中国小麦加”之称。早在唐宋时期，就有一些阿拉伯、波斯穆斯林遵照穆罕默德圣人“你寻求知识吧！即使远在中国”这一训示，翻越崇山峻岭，浩瀚大漠，沿着丝绸之路南道和“香料之路”，把伊斯兰教传入河州。据临夏长期流传的口碑资料，在唐代，有来自阿拉伯的十大“上人”（传教士），其中一位名叫“尕勒巴巴”。他们为传播伊斯兰教贡献了毕生精力，殁后葬于今南关大寺西北侧，是历史上最早建立的穆斯林公共墓地。1947年古历6月，因故由八坊回族马三保、马德祥、马德成兄弟三人主事，迁移于临洮拱北东侧自置的四分墓地内，墓地迄今犹存，叫尕家拱北。据民国十三年（1924年）出版的在拱北《清真根源》记载，唐贞观年间，一位色赫从满克（麦加）来河州传播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在“唐天宝后，从西域流入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伊斯兰教随着阿拉伯使节和往来于丝绸南道上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传入河州，有些人定居下来，他们娶妻生子，繁衍生息，成为河州信奉伊斯兰教的先民。
宋代，是伊斯兰教在河州继续传播的时期。到了宋哲宗年间，宋军从土蕃手中夺回了洮州（今临潭）、湟州（西宁以东），丝绸之路畅通，对外贸易恢复。来河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的数目随之增多，居留地域扩大，时间加长。“回纥、于阗、甘卢等国人尝赍蕃货，以中国交易为利，出熙河路（治所在临洮、辖河州）……来者不已，守徒发遣，有留滞在本路十余年者。”
公元一二一八年（兴定二年）至宝 六年（1258），蒙古三次西征，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掳掠了中亚大量的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迁徙到东方来。正大四年（1227）蒙古灭西夏后，成吉思汗“自率师渡河攻积石州”、“三月破洮、河、西宁三州”他的大将赤鲁温部下由回回民族在内的色目人组成的“西域亲军”被编入“探马赤军”。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忽必烈建立王朝后，封其三子忙哥刺为安西王，管辖陕、甘、宁地区，河州属之。至元十七年（1280年），忙哥刺死，其子阿难答继安西王，“阿难答幼受一回教徒扶养，归依回教，信之颇笃，因传播回教于唐兀之，所部士卒十五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元仁宗时，“署回回哈的司属”河州蒙古驻军很多，流寓于丝绸南道的中亚各族人不断，河州遂成为伊斯兰教传播的主要地区。并建立了永久性的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成为穆斯林履行宗教生活的中心。南关清真大寺建于元至元十年（1273）。回族在八坊以“社”形成聚居，有些清真寺以“社”取名，如上二社、下二社，八坊回族把“家”仍叫“社”，相沿至今。
明代，“明太祖、成祖、武宗等都表示尊重回教，并且为回教敕建清真寺”。明初，明王朝为防北敌之南下，急需良马以充军，遂于洪武初年在河州设茶马司。回族将领沐英镇守“十三番”时，曾屯戍于临潭、临夏一带。明永乐时，西域使节，商贾东来不少，他们成为伊斯兰教载体，在河州地区继续传播了伊斯兰教。明嘉靖《河州志》载，“禹王庙在积石关下……回民耕耘宇下。”明朝廷极重视这块“东连陇属，西控土蕃”的战略要地，实行移民，使江南、华北各地回民，大批迁居河州。至今在回族中流传有“洪洞县大槐树”，“南京大柳树巷”迁来的说法。现临夏市南龙乡杨妥家是杨、妥两姓共居之村庄，其先祖原为唐时落籍广州羊城，后迁居长安杨树巷和大西关居住，后落业于河州城东南郊杨妥家（原名鱼池滩），农耕为生。因子孙繁衍，人丁兴旺，成为当地大族。随着穆斯林人口的增加，穆斯林围绕清真寺而居。清真老王寺、老华寺建于洪武初年；城角寺建于明成化年间，建于嘉靖年间的有下妥家寺、杨家大寺；建于明末的有北寺、街子大寺等。清真寺建筑是中国古典宫殿宙宇式建筑，表现出伊斯兰教很强的适应性。“明洪武十三年，邓愈督修贵德城后，‘因此地土著多系羌戎’，便移河州回民四十八户于此，给其田亩，免其赋税……”足见河州已经是回民的主要聚居区域。
这一时期，据长期留传口碑，从中亚东来河州传播伊斯兰教的“贵格勒”（传教士）有四十位，他们足迹遍布河州各地，有位名叫“格苏德”长眠于今临夏市南龙乡杨家村红山根，教众为其修建墓庐，称红山拱北。“明清两朝回教，遂无处不有矣”，穆斯林已形成大片聚居区。《续修导河县志》载：“回族自有明以皈，日渐繁成”。随着穆斯林成片聚居，甭真寺也逐渐建立。清代建立的清真寺共二十六座，其中有稽可考的是：建于顺治年间的祁寺、康熙年间的西寺、上妥家寺；乾隆年间的祁家庄寺；嘉庆年间的王家崖头寺、罗家湾寺；道光年间的肖家庄寺、罗家堡寺、冯家台寺；同治年间的折桥大寺、尕庄寺、祁穆家寺、新庄窠寺；建于光绪年间的水泉寺、韩家寺、穆家庄寺、聂家庄寺和毛园寺；建于宣统年间的有郭韩家寺。这些清真寺建筑式样沿袭了明代的建筑格局，外形古朴、典雅，礼拜殿内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伊斯兰教已遍布河州各地，教民不仅是回、东乡、撒拉、保安族，而且有不少藏、蒙、土等民族的皈依伊斯兰教。陕西、河南、四川、广州、武汉、新疆穆斯林迁居河州。“盖八方（坊）为回民商务聚集之地，富甲者垣，居民三万余人，全系回族。”
十七世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一些苏菲派传教士来河州传教，河州回族的一些伊玛目接受其学理，进行传播。康熙十一年（1672），穆罕默德圣人第二十五世后裔华者·希达耶通拉黑·阿法根·曼什呼勒东来西宁传播虎菲耶学理。由西安大学习巷西行落居河州的马宗生伊玛目前往西宁拜访并接受虎菲耶学理，遂以河州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中心进行传播，产生毕家场门宦。历经三百年后，其族众已达千余户，教徒除分布甘、青、宁、新省区外，临夏市内约八百多户。康熙十三年（1674）穆罕默德圣人第二十九世后裔华者·阿布董拉黑由麦加来河州传播嘎迪忍耶学理，授传于河州小西关人祁静一，祁静一从康熙十四年（1686）正月起，往来于河州、陕西、四川等地，传播嘎迪忍耶学理，产生大拱北门宦。教徒达30万人，遍布陕、甘、宁、青、川、新等省，临夏市现有教众约2000余户。除散居市区外，主要分布在郊区的杨家村、妥家村、祁家村、街子等村。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殁于陕西西乡县鹿龄寺。清雍正六年（1728），河州著名学者马来迟前往麦加朝觐，求学期间，认真研究伊斯兰经典文化，接受苏菲学理，返回河州后，传播虎菲耶学理，产生华寺门宦。其教徒主要分布在甘、青、宁、新等省，当时流传华寺门宦教徒“西出潼关十万户”之说。据光绪十八年（1892）统计，该门宦教徒有10万8千多户，临夏市现有教徒2000多户。与马来迟同一时期前往麦加朝觐、求学的有祖籍阶州（今武都）家住河州大西关的马明心，他随叔父去麦加朝觐，在布哈拉、也门留学，学习奈格什板顶耶、嘎迪忍耶、沙孜林耶学理。乾隆九年（1744）返回河州，首先在循化、河州传播遂产生哲赫忍耶门宦，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信徒在全国分布范围最广。门宦作为伊斯兰教内部一种教派形式，首先在河州形成，并在宗教习俗，经堂教育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伊斯兰宗教建筑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共建成10座拱北。建于康熙年间的有大拱北、毕家场拱北、太爸爸拱北、古家拱北、国拱北、街子拱北等；乾隆年间的有华寺拱北、台子拱北、大太爷拱北3座；嘉庆年间的临洮拱北一座；道光年间的太太拱北一座；较大拱北由门宦始传人金项（墓庐）、历代继承人墓群、清真寺等其他附属建筑组成，形成维系门宦穆斯林教徒感情和举行宗教仪式活动的中心。河州成为四大门宦的发源地在中国伊斯兰教渊远的历史上有极其重要地位和影响。
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和学术活动中心由陕西长安转移到河州。各地穆斯林多负笈于此，涌现出了许多著名宗教世家和宗教学者。从清雍正六年（1728）至1985年赴麦加朝觐的哈吉共有35批137人，（男性131人，女性6人）。其中，雍正六年至同治年间5批6人；光绪年间7批17人；宣统三年至建国前19批107人，建国后至一九八五年4批7人。
民国十七年，马仲英反冯（冯玉祥）三围河州，在第二次围城败走后。河州镇守使赵席聘于农历五月二十八日，即令炮兵轰击大拱北，继而令士兵及武装团练，纵火烧八坊，著名的八坊12寺和许多拱北及6000余户穆斯林人家毁之一旦。民国二十一年后，这些寺及拱北逐年得到修建恢复，并新建成了17座寺。
19世纪90年代由东乡县果园乡马万福始传伊黑瓦尼教派；本世纪30年代广河县的马德宝、临夏市的马正卿（1878——1959）始传赛来菲耶教派。
建国后，党和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十年动乱，伊斯兰教领域是受冲击的重灾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政策得到了“正本清源”。伊斯兰教界和广大穆斯林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黄金时代”，安居乐业，促进了安定团结，为推动临夏市经济、文化及各项社会进步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