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泉州“圣墓”的建造年代， 兼及传说的真实性问题

史鉴

试论泉州“圣墓”的建造年代，
兼及传说的真实性问题
  杨鸿勋
关于泉州“圣墓”（应称为“先贤墓”。下同——编注）的真实性问题，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及伊斯兰教研究学者们聚讼莫解的难题。这主要是由于文献材料不足，论者凭推理揣度，难以圆说。其实“圣墓”的真伪，系乎“圣墓”的建造年代，如果“圣墓”的断代有据，则墓主是否传说之先贤自可明白。现在，幸而“圣墓”尚存有早年的柱廊建筑，可以向人们揭示某些往事。本文主要即从建筑史学角度，试就圣墓的断代问题发表一点意见；同时对所葬二位穆罕默德门徒的传说谈点看法。
一
位于泉州城东仁风门外灵山上的“圣墓”，其布局按明嘉靖四十至四十四年（1561——1565年）泉州代同知周道光的记载是：“入门，径路甚湫隘。登其堂，境界觉别，陟其巅中，有鬣封者三（按：当时有三墓，除传说之“三贤”、“四贤”墓外，其旁还葬有追慕先贤的中国穆斯林许氏），即圣墓也。墓之前，右有小阁，为礼拜所；左有疏轩，可憩，面西而南户，可以远眺。”原来坟墓自成一个陵园环境，所谓“入门”，盖即入陵园之门。这是明代的情况，在此之前的情况如何，仅有墓廊中央遗存的元至治二年（1322年）阿拉伯文碑略称：“穆斯林集体重修了这座吉祥的坟墓……”，具体设置未详。此碑记曰“重修”，从现存墓廊来看，石构件多有安装不当之处，间距、标高等误差也大，并有简陋的后补构件，显然是经过重新装配的，可以证明确曾重修过，而且是倒塌后重新立架安装的大修。从大部分原有构件的曲线、纹饰刻制较工整的情况推测，初建时整座墓廊间架体形也应较为工整，而后来大修的工程质量却是很差的。元代既是“重修”，可知初建在此之前，也许年代相当久远了，以至石造的建筑也毁圮而需要重新修建。如果元代的重修并非初次，则该墓建造的年代就更为久远。暂时不妨笼统地说它在元代以前吧。元以前初建此墓时形制如何，现在未见记载，不得而知。
“圣墓”自元至治二年重修后，又经多次重修。据碑文记载，先后重修者有清康熙三年（1664年）福建汀、邵、延等处总兵官陈有功，陆路提标左协中军游府陈美；乾隆十六年（1751年）夏必第；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孝廉郭拔萃；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署福建全省陆路提督军门、漳州总镇马建纪；同治十年（1871年）钦命提督福建全省陆路军务执勇巴图鲁江长贵等。历次重修中，仅嘉庆重修碑记中提到“再建墓亭，悬匾额于其上”的话，其余均未涉及坟墓建筑的具体情况。现在两个并列的石构墓盖相当完好，可证长期以来有墓亭保护。清嘉庆再建的墓亭现已无存，据张星火良先生1928年发表的文章描述：“墓上有亭，亭已坍塌”；张玉光先生1937年发表的文章描述：“墓上建有风亭一座，檐下环刻阿拉伯文以记其事，因年久失修，已化为尘埃甚可惜也。察其所存者，仅四条石柱而已，然仍久原地而立，斯可考证。”他们所见到的，当即此亭。目前的石构墓亭，是1962年新建的（图一）。最近又整修了墓前石栏、墓道。尽管这座陵园初建时的情况不明，但是显而易见，现存的两座石刻墓盖及石构墓廊是早年所建的；尤其是墓廊应是初建时的遗构。这里，仅就墓廊形制试作断代考察。

   “圣墓”的两座墓葬位于灵山（实际是清源山余脉的一岗阜）的南坡，在坡上开辟出一块平地，并列安置二墓。这样，墓地周围形成一个北部高、东西两侧逐渐低下的环形陡壁；依陡壁，用块石砌筑了挡土墙，墙高出坡地，也兼挡雨水下泄。这种坟墓形制普遍流行于福建、台湾及广东的部分地区，至于这种做法始于何时，目前还不清楚。此处“圣墓”，依挡土墙修建了石构的环形墓廊，则是少见的。

墓廊平面呈马蹄形，东、北、西三面环绕二墓，南北主轴北偏东15°30′（图二）。廊为石造，采取仿传统木构形式。从前檐柱看，共十柱九间，左右对称；从体形看，中部三间屋盖略高起，形成主体，左右为从体，所以墓廊实际上是象征性的中央厅堂三间及左右廊庑各三间。墓廊与二墓盖（图三）之阿拉伯风格迥异，完全是中国式的。
中央“厅堂”的当心间加大，面阔264厘米，东次间185厘米，西次间196厘米（次间面阔应相等，此处有11厘米的误差，应是重修时造成的）。后檐柱贴近挡土墙设立，三间“厅堂”及其左右相邻二间廊庑的后檐柱每间中央增设一柱，以减小横楣跨距，便于用短而直的横楣趋就建筑体形的弧形转折。这样，后檐柱比前檐柱增加了五柱，即为十五柱。后檐柱与前檐柱的柱径略等，一般为23---25厘米，但柱式不同——前檐为梭柱，有质；后檐为直柱，无质。柱式问题，正是我们考察的关键所在。
梭柱为南北朝至初唐所流行的柱式，大约自盛唐以后渐少使
用。根据山西五台山现存唐建中三年（782年）所建南禅寺佛殿和大中十一年（857年）所建佛光寺大殿推知，中、晚唐一般作只杀柱头的梭柱或作直柱；现存五代遗构更是未见上下卷杀的梭柱。北宋《营造法式》所记梭柱，实际上也是仅在柱身三分的“上一分”（上部三分之一）卷杀的做法，“其柱身下一分杀，令径围与中一分同”，亦即下一分径围不减。该书卷第三十“大木作制度图样·上”虽绘有上下卷杀的梭柱，但示焉不详，也无法式说明，看来可能因为当时一般已不采用，只是存古为照罢了。此处墓廊檐柱虽经风化，

仍明晰可辨古老的上下卷杀形制（图四）。实测数据今取其二柱为例：一柱上径围72.5厘米（直径23.07厘米）、中径围78.5厘米（直径24.98厘米）、下径围74厘米（直径23.55厘米）；另一柱上径围69.5厘米（直径22.12厘米）、中径围74.5厘米（直径23.71厘米）、下径围72厘米（直径22.91厘米）。可见其上下卷杀是相当明显的。这些前檐柱所受长久岁月的风雨剥蚀，应是柱身中、下段较诸上段为甚，可以设想当年制作伊始，柱身的梭形曲线还要更加饱满。从南北朝晚期至北宋，已知不同时代的梭柱发展系列中，可以发现梭柱的细长比和卷杀程度都有逐渐变小的趋势。如果将“圣墓”廊柱与这一发展系列排比（图六），其形制与泉州开元寺山门石造梭柱相近。开元寺山门曾经明崇祯时大修，但石柱为唐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年）该寺创建时的遗物（图五）。这样看来，“圣墓”石廊可能是初唐遗物。这里的问题是，远在东南沿海的泉州，
古代当地即使大式建筑的做法，会不会也比中原地区保守呢？换言之，这些采取初唐形制的梭柱，其实际制作年代会不会却是较晚呢？譬如晚至宋、元？为此，笔者对泉州地区的若干大式古建筑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此地大式建筑发展并不落后，尽管它保持地方的传统风格或个别部分存有古制，但建筑形制的流变，总的来说，与黄河、长江两流域大略同步。仅就柱式来说，如前所述，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广大地区，自北宋以后，寺院殿、塔之类用柱，逐渐由柱头卷杀演变为不作卷杀的直柱。泉州遗存至今的北宋建筑无
几，崇福寺有北宋建造的仿木构石造的应庚塔提供了比较材料。石塔倚柱为瓜线柱，情况略有不同，然而仍可以看出柱头有卷杀，下部柱身则无卷杀，仅柱脚与地木伏相接处有些微内欹以作为瓜线的结束。开元寺现存二石塔亦仿木构。西塔建于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
嘉熙元年（1237年）竣工；东塔建与嘉熙二年（1238年），淳示右十一年（1250年）竣工。此二塔倚柱皆作直柱（图七、八）。由此可知，宋时泉州工匠并不保守旧制，而是能够采取时兴式样的。泉州清源山元代建造的弥陀岩石室，亦有仿木构的倚柱。其直柱的式样与中原无异，绝无宋式梭柱痕迹（图九）。这进一步证明泉州地区不同时代的大式建筑，至少在柱式上，都无墨守旧制的做法。因此可以推断，泉州“圣墓”石廊应为初唐时期所创建。

“圣墓”石廊的其它构件也都古朴，纹饰、做法也可与这一断代相符。如石刻瓦当尽管已严重风化，但个别仍可辨认为莲花纹样；栌斗与柱比例远较宋式为大；石构的简易叠梁，用栌斗垫高；中部三间“厅堂”皆在柱头栌斗上置石石千干（替木），一承托横楣（图一0）；两侧廊庑柱头，为降低标高，改用栌头与石石千干 结合的构件，即在栌头两侧（角柱为一侧）伸出刻作卷草纹样的爵头状物（图一二），以加大承托面。栌、石千干叠置以承梁、枋的做法，东汉已有，它比栌、栾组合简易，故后来以石材仿木构时常采用。又如，柱础在地墁下，柱质形式与开元寺山门相同，为正反曲面所组成，显然为宋《法式》所记木质的祖型（图一一）。泉州“圣墓”这种古老柱质（亦系石造仿木构），在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区晚期仍有沿用，民居多为木质。柱与础之间用质（古文献中金属的书作“ 金质”，木制的书作“木质”，石制的书作“石质”）的古老制度，在南方由于潮湿的关系，一直沿用下来。就形式而论，“圣墓”所见为现存较古老的一种。

二
泉州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当地穆斯林古老相传灵山“圣墓”所葬为穆罕默德当时门徒二人——中国尊之为“三贤”、“四贤”。这一传说见诸记载，最早为明崇祯二年（1629年）刻印的何乔远所著《闽书》。该书卷七《方域·灵山》记曰：“自郡东南，折而东，遵湖岗南行为灵山。有默德那国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回回家言:‘默德那国有吗喊叭德圣人，生隋开皇元年。圣真显美，其国王聘之，御位二十年。降示经典，好善恶恶，奉天传教。日不晒暴，雨不湿衣，入火不死，入水不澌；呼树而至，法回而行。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然则二人唐时人也。二人自葬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曰‘西方圣人之墓’也。”同时，崇祯二年抄本《闽书抄》还记有：“回回主教沙谒储、我高仕者，默德那人。其师曰吗喊叭德（《一统志》作‘谟罕蓦德’）。生而神灵，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呼树而至，法回而行，盖至人也。国王聘之，禅以位，妻以女。降示经典[天经，天人所授，三十藏分皆百一十四部]，奉天传教者四十余年[师生隋开皇元年，在世六十有五载]。唐武德中，遣徒四撒霞叭[犹言‘大贤人’]来朝京师，有旨留教中国。而沙谒储、我高仕两人者教泉州[其一贤教广州，二贤教扬州]其教崇奉西天，不设像[以万物本乎天，天一理无可象]，向西礼拜，净心诵经，用香花,去楮烛，曰：‘吾以自然天香享帝也’。开引善类，重杀生[非同类杀，弗食；不食唯豕、犬肉]，要归于敬天严上。以故，世祖悦其说，敕所在建礼拜寺奉之。此两人住泉，自营兆郡东郊灵山。后化去，其徒葬之。傍穴，高弟世许吧吧者附焉。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曰：‘圣墓[西方圣人墓也]。水旱疾疫，应祷如响’。”
以上是泉州穆斯林关于“三贤”、“四贤”传说的记载，实际上关于“圣墓”，还有更早的记载，即元至治二年（1322年）重修这座坟墓的阿拉伯文碑记。其译文如下：
“穆斯林集体重修了这座吉祥的坟墓，此举为赢得尊贵的真主的喜悦和丰盛的报酬，并祈求真主的怜悯和祝福，愿真主护佑他们。此二亡者在法厄福尔时代来到这个国度，据传为有大德行者，因而死后由尘世抵达永世。人们因虔信他俩能赐福，一旦遭遇艰难，进退维谷，即前来瞻礼，默祷二者的庇佑，俱获益平安回返。此纪念碑写于722年[伊斯兰历]斋月[公元1322年9月，元至治二年壬戌]。”从碑文来看，这些修墓的阿拉伯穆斯林似乎并非很久以前定居泉州的阿拉伯人后裔，倒象是元代舶来未久的侨民或商旅，因之叙述传闻简略而客观。谈及二墓主，仅说是“法厄福尔”（“天子”的阿拉伯语意译）时代来到中国，大概这被认为足以表明是中国古老的时代了，因为西方称当时（元代）中国的君主为“汗”；说二墓主为有“大德行者”，即汉语之“贤人”，所以碑文虽简略，但与前述传说是一致的。按穆斯林习俗，唯崇拜无形之真主，除真主及先知亦即圣人见诸典籍，一般贤人鲜见经传，其业绩唯有口碑，而且忽略姓氏，或有后人记载，也是传闻的笔录而已。现在，关于早年来中国传教的“大贤四人”无当时记录可考，然而穆斯林之间的传颂，一般来说则是严肃认真的，只是由于年代久长，某些细节或有失真之处，不过大体而言，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今存“圣墓”石廊约为初唐遗构；而关于墓主“三贤”、“四贤”的传闻，也说是“唐武德中来朝”，这样即使两位阿拉伯传教士青年时来，在中国生活五、六十年，卒葬时也不过初唐晚期，墓廊断代与传说时代互相符合，应该说是表明了传说的可靠性。
鉴于一些学者曾提出不少否定的见解，那么就让我们分析一下实际的可靠性吧。
被穆斯林尊为先知的圣人穆罕默德，于公元610年（隋大业六年）开始在麦加传教。公元622年（唐武德五年）他被迫撤离麦加，迁往雅布里特建立伊斯兰国。这一年特别值得注意。《天方谈判文》记载：“伊斯兰教的开山祖师叫苏哈巴……在唐武德五年到中国的广东传教。”其实“苏哈巴”（或译“撒霞叭”）并非姓氏，它是阿拉伯语“同伴”、“友人”的音译，起初用以称呼穆罕默德当时的追随者，后来成为有德行的穆斯林的尊称。这里的苏哈巴，盖即《闽书》所记“唐武德中来朝”的“大贤四人”中之“一贤”；大约也就是广州流花桥畔桂花岗先贤墓中所葬之阿布·宛葛斯。按照这个说法，则“三贤”、“四贤”到泉州的时间也应为武德五年。武德五年，正是伊斯兰教创始初期，穆罕默德及其门徒经过在麦加十二年创教的艰苦斗争，终于被迫撤离麦加的时候。在麦加创教时期，即有穆斯林因遭受迫害而逃往异乡，马天英《回教传入中国历史》所记“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加传教第七年的时候（即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有一百零一个回教男女因受迫害逃到非洲阿比西尼亚避难 ……”，就是一例。可以推知武德五年大撤退时，会有教徒转移到更远的地方，例如来到中国。宗教总是希望把它认为的真理广泛地传布人间，在其策源地发展受阻时，就更急于向外寻求出路。这就是说 ，从当时历史情况看，“三贤”、“四贤”于“唐武德中”，或具体说“唐武德五年”到中国泉州，是很有可能的。在伊斯兰教初创的艰难岁月，“大贤四人”之来华，就一般常理来说或有流亡避难的性质，但就宗教集团而言，我们宁肯相信《闽书》及《闽书抄》等所记，是受穆罕默德派遣到中国求知和传教的。今天，伊斯兰教遍及全球，已发展为世界三大宗教的第二位，这与穆罕默德之在困境中犹勉励门徒不远万里去求知与传教的远见卓识和开拓精神，是分不开的。
我们还可以举出更为有力的依据，即穆罕默德当年对门徒所作的一项指示----“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此则“圣训”，不但中国穆斯林广为传颂，外国穆斯林朋友也爱引用来同我们畅叙情谊。例如1966年原东巴基斯坦省督穆诺尔姆汗率代表团前来参加中国国庆盛典时，就是用这句话题赠北京东四牌楼清真寺留作友好纪念。题词上方用英文书写：“神圣的先知穆罕默德于1400年前说过”；下面分别用阿拉伯文及汉文书写：“要获得知识，就必须前往中国。”勿庸置疑，对于宗教领袖的指示，基于虔诚的信仰，门徒愿意不惜代价勇往直前地去执行。因此，当年穆罕默德的门徒中有人不畏艰辛地来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有人已举出威尔斯《世界史纲》的记载：“在景教徒至太宗朝廷之前五年，有一群可更注意的使者来，是即六二八年之一群阿拉伯人是也。彼等由阿拉伯间麦地那之扬布埠乘商船，越海至广东。此等阿人，乃穆罕默德所遣；至其致太宗之书翰，大概亦与其在同一年中致拜占庭之皇帝希拉克利及忒息丰之喀瓦的者相同。惟太宗既未尝为希拉克利之置之不理，亦未尝为喀瓦的之侮辱来使，彼皆待之以礼；对于其神学之见解，颇加赞许，并助之建清真寺于广东以备阿拉伯商人之用，至今犹存，盖世界最古之清真寺之一也。”同时还列举了王静斋阿訇曾在《我之回教源流考》中引用埃及图书馆藏阿拉伯文百科全书中的一则记载：“当穆圣自默克迁居麦地那后，众贤者之中有一名兰哈布者（口来尔赦之子）往赴中国。于备尝辛苦后，抵达中国。……六百二十八年，见唐□□（切音不明），破蒙优遇。兰君享寿极长，殁后华人为之立碑，记其功德以垂永久。”这两段引文中之“六二八年”及“六百二十八年”，同为公历纪年，即唐贞观二年，可知后一段引文中的“唐□□”应为“唐太宗”。此外，《广州府志》还记载：“西域回教默德那国王默罕蓦德，遣其母舅苏哈白赛来中土，建光塔及怀圣寺。寺、塔告成，寻殁，遂葬于此。”并说：“回回坟，在广州城北门外，建于贞观三年。”《广州府志》、《广东通志》都提及建怀圣寺，但与《天方谈判文》所记“唐武德五年”来华的“苏哈巴”（穆圣追随者）——广州先贤墓中所葬之“一贤 ”阿布·宛葛思无关。可知穆罕默德在世时——初唐时期，曾多次派人到中国来，而唐高祖武德年间来华的“大贤四人”是最早的一批。
至于初唐时期是否存在“大贤四人”来华的途径，海外交通史早已阐明。广州早在秦、汉时代便有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自徐闻、合浦至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的贸易航线。据《宋书》记载，三国至南北朝期间，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与印度洋西部港口之间更是“舟舶继路，商使交属”。阿拉伯学者麻素提（AL-Mas’udi ）在其著作《黄金牧地》中也记述了公元五、六世纪时，中国船舶经常停靠幼发拉底河的西拉甫港和波斯湾诸港；那里的海船也经常航行到中国。尽管英国学者豪然尼（G.F.Hourani）认为麻素提关于公元五、六世纪有中国商船驶入波斯湾的记述不确，其结论是否定五、六世纪甚至晚至初唐时期中国海船曾到达波斯湾，这是否符合史实姑且不论，但就他列举的义净《佛国记》等材料，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波斯湾与中国东南沿海是通航的。已有推测，泉州港大约就在此时开辟了远洋航线。至于《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所记永徽二年（651年）大食王始遣使朝贡，则是指两国政府间外交关系的开始，这恰可表明必然已有多年民间贸易往来的基础。
初唐伊斯兰教舶来之说，现已由遗迹、遗物基本得到佐证：在广州有现存怀圣寺光塔；在扬州有1980年唐墓出土之饰有阿拉伯文图案的釉彩壶；泉州则有圣墓石廊遗存。所以“大贤四人”于初唐武德年间（或具体言武德五年）来华，“一贤”到广州，“二贤”到扬州，“三贤”、“四贤”到泉州（称“泉州”，是后世传说的话，武德年间此地不称泉州，这并无妨碍），是完全可信的。至于持否定意见者指出《闽书抄》所记穆罕默德“生隋开皇元年”即公元581年，与实际生年570年不符，我以为古老相传之说出现十一年的误差，并不足以抹杀传说的可信性。更何况古代伊斯兰历与中国纪年的换算精确颇不容易。陈垣先生于1927年曾指出：“回历以三百五十四日或三百五十五日为一年，并无闰月。若与中历与之对算，则每经三十年即差一年，百年即差三年，一千年应差三十年矣。故摩诃末（按即穆罕默德）之生卒以及创教年代与乎回教在中国情形，若照中历计算，则无不错。然中国人言回教者，对此多不注意。”宋人所著《癸辛杂志》，元人所著《长春西游记》，清人所著《西域闻见录》、《人海记》、《水道记》、《西陲要略》、《回疆通志》，近人所著《新疆礼俗志》等均涉及伊斯兰历法问题，而且都有错误。学人著作尚且如此，父老口语传说有误就更不足为奇了。
综上所述，我们的推论结果是：泉州灵山“圣墓”应即穆罕默德当年的门徒、被中国尊称“三贤”、“四贤”的陵墓。
泉州为唐代以来被誉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古代国际交往频繁，至今保存多种宗教史迹，有人称之为“古代神学文化的宝库”，并不为过。特别是早期伊斯兰教史迹，愈来愈为国内外伊斯兰史学界和广大穆斯林所瞩目。“圣墓”——按伊斯兰教义，应正名为“先贤墓”——在伊斯兰世界中，被认为是除了麦地那城里的先知穆罕默德圣墓和纳杰夫城的阿里圣墓外，现存最古最完好的第三大圣迹。现在幸存墓廊提供了实证，如果因此而使这一重要史迹得以肯定，必将使泉州这一历史文化名城更为增光。
笔者在进行“圣墓”断代考察中，得到了泉州市领导和有关同志的热情支持与帮助，谨致谢忱！(见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总358期)
（引自述而 主编 《 中国伊斯兰教名贤名墓史料选（第一辑）》）

（ 杨鸿勋 1931年12月生，河北蟸县人。195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毕业后组织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担任学部委员梁思成的助手及以梁思成为主任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秘书 。主攻建筑历史与理论以及中国传统园林；创立建筑考古学。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和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