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汉文的伊斯兰教典籍后来也全数收录于20世纪末由日本学者高田时雄教授编的《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汉籍目录补编》(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文献,1997年,人文研究中心丛刊[7])中。
有关于其他宗教及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汉文著作包括手稿和档案等资料,在我简短访问时期所查找到的:
516,托乌[玛]斯手稿,第25号:《母汉末母拉律林》(Muhammed Dadarud Din),《清实录》,A History of Sulu(苏禄史),马尼拉出版,1963年。毛笔抄写。大概是苏禄王请懂中文的西方传教士翻译成中文,投书中国皇帝(康熙)。天主教传教士大概是西班牙人,汉文知识佳,书法也不错。
176,《真道自证》,康熙辛丑年(1721),1867年重版于安南(越南)。天主教传教著作。
179,《会同四教》。刻印年代不详,是本从天主教传教士的角度对基督教、佛教、道教和儒教的比较和分析的著作。
以上著作收录进Paul Pelliot(伯希和)著的Inventaire Sommaire des Manuscrits et Imperimes Chinois de La Biibliotheque Vaticane(《梵蒂冈图书馆汉文的朝廷档案和手稿总义介绍》,意大利东方学研究院,参考系列1,Kyoto即京都,1995年)中。
为什么梵蒂冈图书馆收藏有这么些汉文的伊斯兰教典籍呢?根据调查和分析,我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放海禁,大量西方传教士随着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渗透而蜂拥进入中国传教。他们在中国内地特别是西部地区传教时遭遇到了中国穆斯林,因而发生了耶稣教、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就教义问题上的争论。比如云南穆斯林学者马德新(字马复初)于同治乙丑(1865)年曾经针对云南的天主教神父古司铎在当地回族穆斯林中的宣教活动而著述了《据理质证》一书(由两封致古司铎的信件组成),驳斥了古司铎的“三位一体”、“上帝之子”和“以物配主”的天主教神学理论,阐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原理和真主独一论。“司铎”也被称为“司祭”,天主教神父的正式品位职称。古司铎的名字在中文典籍中是“古若望(Jean Joseph Fenouil),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于1847年来云南传教,1881年被罗马教廷任命为云南教区主教。
他在云南传教60年,在1907年逝世于昆明。古司铎在云南期间与当地政府的官员、士绅及伊斯兰教教职人员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梵蒂冈图书馆保存的马德新的几本著作兴许与古若望主教有关系。后来另一位云南著名的穆斯林学者马联元(字致本)于光绪己亥年(1899)也专门著述了《辩理明正语录》两卷的著作,驳斥了耶稣教传教士的“三位一体”的言论,为云南穆斯林社团捍卫了伊斯兰教教义的正统性。20世纪初,英国传教士安德鲁(Findlay G. Andrew)在西北传教时,还在兰州监狱中遇到了被关押的中国苏非派哲赫林耶派的首领,专门写了《中国西北的新月》(The Crescent in North-West China)的著作。此书于1921年在伦敦由中国内地传教会出版。20世纪上半叶,近代中国四大著名阿訇之一,翻译出版三种版本《古兰经》的王静斋阿訇还为了反驳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一些教义理论而专门翻译了印度穆斯林学者赖哈麦图拉阿訇用阿拉伯文著的反驳耶稣教的著作《回耶辩真》两卷,1921年由北京清真书报社出版。其实,,有关罗马天主教与中国伊斯兰教的关系大概应该更早些。比如利玛窦在明末时期到开封调查中国犹太教时,与开封的穆斯林进行了接触。北京穆斯林社区牛街保存的地方风俗人物记载资料《冈志》,曾经提到了康熙时期的宫廷御医中有来自意大利的天主教医生,他与同在朝廷里服侍皇帝的中国穆斯林官员就天主教与伊斯兰教两者间的教义比较进行了讨论。这些中国穆斯林的与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有关教义的探讨、争论性著述和译作反映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那一段时期在中国社会环境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既紧张又对话的复杂关系,以及天主教教会和基督教对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有可能皈依基督教的宣教工作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