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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
两宋之交,为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满足进驻泉州的南外宗室的需要,朝廷除投入钜额折博本钱外,又批准在刺桐港实施一系列优惠国内外舶商的政策。与此同时,刺桐港港口的基础设施也大有改善,顺畅运输的数十座卧海跨江的石桥陆续兴建,导航标志与灯塔拔地而起。朝廷坚决平定海盗搔扰以安静航路,沿闽粤海岸建寨置戍以策海舶安全。诸如此类,无不给航海事业以推动。
海舶制造与编制
尤其重要的是海舶制造、船舰编制与技术装备有了新的发展。
南宋前期,福建沿海船舶的产量惊人,政府顾募海船,一举即得数百艘(周瑛《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六·林之平传》);或购买海船,单泉州一地即得200艘(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一九·连南夫墓碑》);刺桐港港口所在地晋江县制造的船舰,质量又最佳(周瑛《弘治兴化府志·卷四七·黄彦辉传》)。
为了有效驱动民间海舶,泉州地方政府实行上户船舰编籍制度,轮流按籍放洋。航上人员,设置钢首、梢工、杂事、部领诸职,水手实行准军事编组,轮流操作,而最迟在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前,刺桐港海船已装备浮针,配置火长专司航向测报(洪迈《夷坚三志已·卷六·王元懋巨恶》)。稍后,又测绘并使用了早期的海图(赵汝适《诸蕃志·序》)。
招徕蕃商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福建市舶提举司迁入泉州。朝迁随之下达“条要招徕蕃商,课额增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八,绍兴二年九月庚辰)命令,给泉州市舶司施加巨大压力。不久,泉州地方政府奏请给予招诱蕃货抽解累计达五万及十万贯的中外海商以补官奖励。
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福建(泉州)市舶司奏请朝廷批准, 首先为招引番商有功的大食商人蒲罗辛特补承信郎,“赐公服履笏”(《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接着又给“蕃舶纲首”蔡景芳也补承信郎,以资激赏。蒲罗辛行前,宋朝政府特别吩咐:“令说谕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推恩余人。除犒设外,更与支给银帛”(《宋会要·蕃夷》四之九四)。这确是“存恤远人,优异推赏”(《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三O)政策的有力兑现。
涨海声中万国商
南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年),输入泉州的海外货物增为近400种,比北宋时增幅近9倍。
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占城国遣使运载香料、象牙、犀角、香油等货物共63300多斤来泉州向宋廷进贡。宋廷以丝织品和银作为回酬。
“涨海声中万国商”(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30·泉州·景物》引李邴诗句)。刺桐港黄金岁月到来的标志,是航线繁复延伸和寄碇地点频增。绍兴(1131—1162年)中,刺桐港“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林之奇《拙斋文集·卷15·泉州东孤葬蕃商记》)。林之奇当时提举福建市舶,熟知行情,以“十数”为量词单元,说明刺桐港海外贸易的对应国家、地区或部落已为数不少。
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宋廷罢两浙市舶司。泉州市舶司成为南宋两大市舶司之一,海商云集。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占城国王遣使带乳香、象牙搭乘泉州纲首陈应的海船来泉州向宋廷朝贡。宋廷诏使臣免到阙,令泉州差官以礼款待。
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王十朋起知泉州。当时按照朝廷规定,除禁榷物品或指令装纲上京物品一概不得任便销售者外,其他粗色或所谓“南货”物品,则可经过市舶司官包收购转销,或径由蕃商依持公凭在划定区域内自销。王十朋《提举延福祈风道中有作次韵》曰:“大商航海蹈万死,远物输官被八壤”(《梅溪后集·卷17》);《提舶生日诗》曰:“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说明八闽(即八壤)城乡确实是刺桐港舶上物品的销售区域,同时又是受惠对象;也生动地描述了出入泉州港的商船利用季风航海发展海外贸易的盛况。(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王十朋》、《泉州寺庙·延福寺》)
大约同一时间,周去非屡述泉、广海外贸易诸蕃国分布,自东北亚的朝鲜半岛,中经中南半岛、大巽他群岛、南亚次大陆,西抵阿拉伯半岛,西南终点直至昆仑层期国(东非沿岸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周去非《岭外代答·卷2、3·外国门·上、下》)。
南宋·乾道七年(1172年),有四艘真腊(今柬埔寨)商船到泉州贸易。
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遽然决定,只准在停靠口岸销售,“此令一下,其徒有失所之忧”(《宋会要·职官·四四之三O》)。危急之际,福建市舶提举司挺身而出,申奏中央朝廷,特准蕃商可在本路各州军范围内销售,从而缓解了他们的营运困境,免除了货滞财枯的破产威胁。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三佛齐使者先后来泉州向宋廷进物。宋廷均“诏免赴阙,馆于泉州”。泉州港成为进奉国的终点站。
庆元间(1195年~1200年),刘克逊任泉州市舶提举,严禁官吏向番商强买。番商闻风并集,舶船骤增。(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刘克逊》)
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来泉州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31个,其中包括三佛齐、占城、真腊、渤泥、蒲甘、波斯、高丽等,人口货单增加到三十多种。
南宋·嘉定(1208~1224年)《清源志》载,当年输入刺桐港的舶上商品,含宝物、香药、布疋、皮革和杂货各类在内,细色66个单项,粗色75个单项(何乔远《闽书·卷39·版籍志·市舶税课》)。
这些输入的货物,开始时多数是供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如香料、象牙、玳瑁、犀角、珍珠等。随着贸易 往来的增加,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源源而来,其中有来自菲律宾的贝纱和吉贝布,来自高丽的人参、银、铜、水银和绫布,还有来自日本的大杉,“解为枋板,以巨舰运至吾泉贸易。”
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年)年中,日本僧人庆政附舶抵达泉州,与其他日本人陆续运回福州东禅寺和开元寺刊印的《大藏经》等经书。福建的刻书能工多达30余人,先后前往日本、直接在该国雕造汉字书籍。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刺桐港腹地元代兴化路莆田县仁德里人俞良甫。据日本现存传本,他先后手雕《月江和尚语录》、《宗镜录》、《碧山堂集》、李善注《文选》、《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宗元)先生文集》、《昌黎先生文集》、《春秋经传集解》等书。这位能工巧匠,侨居日本长达25年,惨淡经营,常在刊记中留下心声:“自辛亥四月起刀,至今(历时四年)苦难始成矣。”(《唐柳先生庥》刊记)他为中日文化交流,捐资捉刀,鞠躬尽瘁,芳名永垂青史,为中日人民所永远怀念[(日)木宫泰彦著,胡锡年译《日中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7、483--484页]。(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宗教·佛教》)
《诸蕃志》
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赵汝适提举福建市舶,于刺桐港询问蕃商,并参阅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一书,撰成《诸蕃志》,记述海外国家、地区或部落58个。其中相当部分应是刺桐港海商所到之处。(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泉南著述·诸蕃志》)
印度洋南亚次大陆以远航路,《大食国》条:“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今亚齐)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当时以巴格达为首都的阿拔斯王朝国势强盛,成为亚、非、欧国际贸易的枢纽,所以波斯湾内外的寄碇点特多,有白莲(今巴林岛)、*蛮(阿曼)、记施(卡伊斯岛)、思莲(古代撒那威港)、勿巡(苏哈尔),伽力吉(加尔哈)、勿拔(米尔巴特)、奴发(佐法尔)、施曷(也门)及波斯东南的积吉(莫克兰)。
东非沿岸则有弼琶啰(今柏培拉),中理(索马里东北),麻罗抹(摩加迪沙),层拔(桑给巴尔)等。
据《诸蕃志》所载,从泉州输出的商品,除瓷器和丝绸(包括绸、缬绢、 锦缎、绫、罗)等传统出口货物外,品种不断增加。输往加里曼丹的货物,有米酒、粗盐、网坠、乌铅,输往菲律宾等地的货物有铁鼎、铁针、绢伞、藤笼等。这些产品的输出,深受海外各国人民的喜爱。据记载,中国商船队每次到加里曼丹,回国时渤泥王都要“酾酒椎牛祖席”,为中国客人饯行。
据《诸蕃志》约略统计,刺桐港出口的外销商品主要有9大类,有记载的贸易口岸18个。按出口的贸易口岸和比例计:丝绸14个,占78%;瓷器17个,占94%;陶器4个,占22%;铁2个,占11%;金8个,占44%;银6个,占33%;金银器5个,占27%;饰品4个,占22%;文化用品2个,占11%;布匹、 铜 、铜铁器为0。
航线
《诸蕃志》所载,凡与中国来往的国家、地区或部落,其航线、距离、日数、方位,多以泉州港为基础,形成一些主要航线:
(一)由泉州港启航,经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顺风20余日可达占城(今越南南方)。
(二)由泉州入海,经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真腊(今柬埔寨)、凌牙门,而后至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东部)、阇婆(今印尼爪哇)。于泉州为丙乙方,率以冬月发船,盖借北风之便,顺风昼夜行,月余可到。渤泥在泉州之东南,去阇婆45日程,去三佛齐40日程,去占城(今越南南方)、麻逸(今菲律宾岷多洛岛)各30日程。皆以顺风为利。
(三)大食(古阿拉伯帝国,都城在巴格达)在泉州之北,去泉州最远,蕃舶难于直达。泉州发船40余日,至兰里(今亚齐)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60余日方至其国。
(四)由泉州港出航,经南海三佛齐(今印尼苏门答腊东部)、故临(今印尼西南部),至波斯湾,由此经阿拉伯海岸西南行,可达弼琶啰(今索马里东部)、层拔(今伊拉克东南部)等地。单程顺风需160日,往还一趟约需两年。
(五)自泉州出发,经广州、占城(今越南南方)、渤泥至麻逸(今菲律宾岷多洛岛);或自泉州出发,经澎湖、琉球(指今台湾),至麻逸。这是往菲律宾的两条航线。
(六)自泉州沿东海北上,经明州至高丽(今朝鲜半岛)。若再横渡朝鲜半岛南端海面,便可达日本。
澎湖航路
近年来,台湾陈信雄博士经10多年的考古发掘,在澎湖岛采集发掘到1万多件瓷器标本,除了数十件属于明清时期外,其余万件都是属于宋元时期,且主要窑口集中在德化。陈信雄《澎湖宋元陶瓷》一书中详细介绍的陶瓷标本,均能在德化博物馆找到相同的实物,这证明澎湖是泉州古代外销瓷的重要中转站。(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陶瓷》)
由泉州启航,经由澎湖运转南洋的“澎湖航路”不见载于古籍,也不为学者所知。澎湖宋元陶瓷的发现,证明了一条被遗忘的宋元贸易航路的存在。另一方面,宋元台湾史料极为贫乏,这些古陶瓷的采集发现,为台湾开拓史和中华民族海外发展史提供了突破性的研究资料。
汉蕃海商结托
据文献记载,南宋政府从市舶所收税金相当可观。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1128一1134年)的七年间,泉州市舶所得税金,总数达二百万缗(一缗等于一千钱)。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广两市舶司的税收达200万缗,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税收已增至百万缗。所以,南宋·泉州太守真德秀曾说:“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
南宋,在泉州城内,准许蕃商任便设铺营业,“市有生蛮卖象牙”。他们既可与中国海商“结托”,合作经商,也可以组建远洋船队。南宋后期,由于刺桐港蕃商财雄人众,结合而为蕃舶海商集团,操纵和垄断本港的海外贸易。宋廷有鉴及此,率先拔擢蒲寿庚任职,开一代风气之先。(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126.com《泉州人名录·蒲寿庚》)
远物来输商贾乐
至少在州在城,宋朝政府特意设立太平惠民局,加工配制各类舶上香药品的丸、散、汤、丹公开出售。民间“香人”则开设“香行”、“香铺”经营香药的销售生意。泉州湾出土的宋代古船上有“礼贤香记”木签,即是城内这家香铺结托经营海上贸易事业的物证。
舶上香药在福建路各地广为推销的结果,使外来药品原料与中国医方、医艺互相结合,促使传统的中医药推陈出新,创造性地生产一大批中外药物科学结合的新药品,大大丰富了中医药宝库,发展了中医药成就。
李迅,字嗣立,南宋·泉州名医,平时“广收方书,多蓄药味,有问方者必告,有求药者必与,了无吝色厌心”(李迅《集验背疽方·郭应祥序》),医德也很高尚。其《集验背疽方》总结当时亲手治癌经验,内中各方所采用舶上香药有木香、沉香、丁香、乳香、麝香、没药等。
另一名医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福州人。南宋·理宗·景定五年(1264年)著成《仁斋直指》26卷,男女内外各证俱备。书中各方采用舶上香药略计达数十种。如能治疗心痛、霍乱等十多种急慢疾病的《苏合香丸》方,计有安息香、苏合香油、丁香、青木香、白檀香、沉香、荜拨、薰陆香、龙脑、白术、香附、苛子、乌犀、硃砂、麝香等15味。部分验方则径以舶上香药命名,如《沉香降气汤》、《顺气木香散》、《撞气阿魏丸》、《白豆蔻散》、《槟榔散》、《丁香半夏丸》、《肉蔻散》、《龙脑鸡苏丸》、《乳香膏》等等。
蕃货包含相当数量的“杂货”、“南货”,由于粗重,准许就地销售。布疋衣料有番丝、番布、吉贝纱、吉贝(棉布)、苧、麻;杂货有乌纹木、花梨木、鱼胶、水藤、(番藤)草席、簟(凉席)等。这些海外物品价格低廉,又多为一般日常用品,深得广大城乡居民的欢迎。如降真香,香气劲烈,民间以为驱邪,故“泉人岁除,家无贫富皆焚之如燔柴,然其值甚廉”。麝香木,生砍的气恶价贱,“泉人多以为器用,如花梨木之类”(赵汝适《诸蕃志·卷下·降真香、麝香木》)。
宋·林凤《泉南风俗》诗着意刻划:“玉腕竹弓弹吉贝,石灰蓉叶送槟榔。”吉贝即木棉,自海外传入刺桐港腹地后,斗转星移,至北宋前期,载种渐广,“土夫竞植之,有至数千株者,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彭乘《续墨客挥犀·卷1·吉贝布》),成为纺织手工业的新原料资源。产量渐丰,成品渐繁,“南北走百价”(朱松《韦斋集·卷3·吉贝》),极为畅销。据南宋季年的一个估算,“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古今图书集成·卷303·草木典·木棉部》引谢枋得《谢刘纯父惠木棉》),经济效益很高,是一门大有可为的专业园艺,广受八闽百姓的垂青,所以元初福建便成为江南专设木棉提举司的五大地区之一,能承受朝廷“责民岁输木绵十万匹”(《元史·卷15·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四月》)的沉重负担。
蓉叶即芙蓉,其叶与槟榔合蚶壳灰共嚼,俗传可以消食下气,有益身体健康。这种食疗风习也传自海外,宋元以降,盛行不衰。市舶司适应民间需要,大量进口槟榔,舶税“风岁收数万缗”(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槟榔》)。
蕃商“住唐”
宋以降,刺桐港“航海皆异国之商”,海外贸易趋发达,蕃商来华日众,“夷夏杂处”不可避免(郑侠《西塘集·卷6·上泉守蒋大夫,卷8·代谢仆射相公》。
南宋时期,长期居留在泉州的番客很多,有的家财富甲万户。如南宋时,“泉南有巨贾番”回回佛莲(一说佛莲指今巴林国),“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佛莲死后,留下“珍珠一百三十石,他物称是”(周密:《癸辛杂识》)。按中国的法律,子孙是有财产继承权的。所以,中国封建政府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海商死后财产由其子孙继承,历经五世,如无孙,遗产才由市舶司管理。
至晚自两宋之交时起,泉州城镇南门左近即逐渐形成蕃商聚居街区。迨南宋季年,“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祝穆《方舆胜览》卷一二《泉州事要》)。显而易见,“蕃人巷”习惯语或专有名词的广为流传,自是经过年深月久时间的沉淀而成。这片聚居街区随着蕃商“住唐”人数的递增,溢出镇南门,向东迤逦于近郊的法石港。沿江上下,十里繁华。
在“蕃人巷”内外,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摩尼教、基督教、佛教等到庙宇林立,蕃商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一旦病殁,则又可以其本国习尚举行葬礼,建筑坟墓。高宗·绍兴末年,蕃商又捐资在城外东郊兴建公墓。南宋·赵汝适《诸番志·大食国》载:“有番商日施那炜,大食人也,侨居泉州,轻财乐施,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宗教·各条目》、《泉州人名录·赵汝适》、《泉南著述·诸番志》)
在民族问题上,中国封建政府还多少注意到平等相待。在“民夷杂居”(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2·吴洁知泉州》),“蕃商杂处民间”(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大猷)行状》)的地方,注意处理民族纷争。(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刘克庄、汪大猷》)
据楼钥《攻媿集·卷88·汪公行状》记载,“蕃人巷”的形成,使蕃商易于将他们故土的习欲、语言、心理状态及住宅的宏观结构重现和延续于异国,以致于他们与中国居民争斗,打伤汉人“非至折伤,皆用其国俗”,以牛赎罪,或送蕃坊,由蕃长按照阿拉伯国家的责罚的办法,进行处理。
南宋·孝宗时,汪大猷知泉州,即纠正过去的办法,坚持用宋王朝的刑法处置犯法的蕃客,号于众曰:“安有中国用夷俗者?苟至吾前,当依法治之。”所以,“外人始有所惮,无敢斗者”。这样处置,对外来说,是严厉了些,但是在法律面前注意民族平等,反能促进民族和睦相处。如果错罪蕃商,也立即纠正。有一次,戍兵抓到一群真腊商人,误为毗舍邪海盗,汪大猷经过查实,立即释放,并赔礼道歉。
反之,蕃商也热心修城、造路和其他公益事业,慷慨资助,赢得了泉州人民的尊重,为民族和睦打下良好的基础。南宋·淳熙年间,泉州受命督造战舰。由于缺乏经费,难以复命,晋江知县林湜欲弃官逃跑。结果,“诸蕃寓居者义之,盛助其役,舰先就而民不知”(叶适《水心先生文集·卷19·林湜墓志铭》)。宁宗·嘉定四年(1211年)泉州城的修建,也是借助“贾胡簿录之资。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明·阳思谦《泉州府志·卷4》)。(参见泉州历史网《泉州地产·造船》、《泉州府城》)
当然,“蕃人巷”在北宋·宣和(1119~1125年)年中即已拥有五十万人口的泉州城内,只是一个小聚居区。从宏观鸟瞰,依然是“夷夏杂处”,整个泉州城“廛肆杂四方之俗”,岁月流逝,互相融合的趋势日益显著。
泉人入蕃
进人南宋,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更加繁荣,入蕃侨居的泉州人也不断增加。
景定五年(1264年),蒲应、蒲甲在文莱为其父立“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碑。
据晋江《青阳王氏族谱》载,王元“尝航海之五洋”,从事海外贸易。他“生(北宋)哲宗·元符庚辰(1100年)……以(南宋)孝宗·乾道壬辰(1172年)卒。”他曾捐巨款,“立蒸尝田(即用于祠堂祭祖的公田)四百六十亩;创轮心院轮藏;建开元寺佛殿;刻舍利塔八十四分奉诸刹;造苏棣石桥,桥成,仍架亭一座以憩行人,又自桥砌石路至铭心院。”可见他海外贸易获利颇丰。
晋江安海《嘉坡店古今》载:“苏光国……不慕举业,专事航务。(南宋)咸淳十年甲戌(1274年)季春尝随刺桐(泉州)母舅船业主王元胜自温陵(泉州)放洋,经石塘至占城,折三佛齐;越阇婆,趋波斯等诸番国。贾舶输出泉货陶瓷、丝绸、漆器、茶叶、荔枝及各色地道药材,与诸番贸易珠贝、玳瑁、犀角、玛瑙、乳香、檀香、苏木、胡椒、吉贝等数十种,遇顺风往返一百二十余日。每岁放舶三次,可货利千缗,人慕不及也。”
苏光国无疑为华侨,因该书在“苏光国”条下特地注有“寓夷”两字。后来。苏光国又“率弟光闽、光泉偕乡友苏祥发、苏祥凌、陈金纪、许晓枫、朱成嘉等人,司其厥事”,反映了华侨出国携亲带友的传统习俗及华侨日渐增多的趋势。
宋末,泉州战乱,民众纷纷逃难出洋。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别流远国到柬埔寨、泰国、菲律宾、爪哇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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